10、有一些人因为不同意您的观点，而用非常粗俗的话骂您。您怎么看这些谩骂？主要是利益驱使？还是情绪使之？

茅于轼：都不是，这些老百姓都是很可哀的，不是很可爱，可悲哀。这些人如此缺乏教养，不懂得尊重别人，没有理性思考。我觉得从我们小学教育就开始，有一点不同意见就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思想上如此之闭塞，这是我真正悲哀的地方。一个老百姓搞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这倒是经常有的事，但这样的没有教养，这个是可哀的。

我觉得中国的前途，要变成真正的发达国家，困难不在财富的创造，而在这里，90%的人都用谩骂的方式，连自己的姓名也不敢暴露。

一次，我在一间电梯里，正好遇见当时的主教练徐根宝。我觉得这人有些眼熟，却叫不出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哪个单位的。学校老师？我抬头看了看他，没印象。弄堂邻居？我又抬头看了看他，还是没概念。或者，某个同学的爸爸？不象。我看到这家伙居然穿了一双布鞋，难道是星火理发店的理发师？这家理发店就在我家附近，是我多年来一直定点的理发店，里面的理发师我全部认识，他们有一个规矩，上班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穿布鞋。我使劲朝他看了看，可还是不认识。真是奇了怪了，这人到底是谁呢？

徐根宝见我这样看他，似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和蔼地说道，“想不出了吧？我是徐根宝啊。”

我朝他点了点头，“哦，你是星火理发店的剃头师傅对吧？”

徐根宝愣了一下，没等反应过来，电梯门就开了。根宝一个箭步冲了出去，然后就听到“噗”的一声，一口猩红的鲜血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吓我一跳。

根宝的随从跟在后面，懊恼地看了看我，然后压着嗓子说道，“申花，申花，申花的主教练啊。”

对哦，我拍了拍脑门，咋就没想到他是踢足球的徐根宝呢？我问那随从，“他很喜欢吐血吗？”

随从摇摇头说道，“没事，刚刚喝了点红酒，法国的。

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

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

从肯德基、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

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

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

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

从奶粉中了解了三聚氰胺

心花社北京9月15日电 三鹿发言人三聚氰胺15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在新西兰电视台的《早餐》节目中无视三鹿在牛奶添加、奶制建设等领域的进步和成就，歪曲事实，采取向中国政府打小报告的办法，粗暴干涉三鹿内政，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三聚氰胺说，三鹿成立xx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稳步推进，三鹿集团各族职工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合理添加三聚氰胺”、“合理掺水”、奶农奶贩高度自治的方针在三鹿得到全面实施，三鹿正按照三鹿基本添加大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三鹿继续保持稳定繁荣。三鹿集团各族职工正在党委一班人的领导下，沿着可持续添加的发展道路，齐心协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他表示，我们奉劝新西兰政府多反省自身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然存在的问题，停止干涉三鹿内政，多做有利于三新关系的事，而不是相反。我们要求新西兰政府认真对待三鹿方的严正立场，采取切实措施消除上述节目的恶劣影响。

随着产品整体规划逐项落到实处，工程师们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用户界面上。一开始，Chrome开发团队希望，这款浏览器的视觉效果一定要做到平 淡无奇，这样，用户甚至认为他们不是在使用浏览器。开发人员的口号变成了“内容，而不是chrome”，鉴于这款浏览器的名称，给人以一种奇怪的感觉。马 克·拉尔森(Mark Larson)说，我们学会了如何在遭人嘲讽下生活。

　　当你把一个含有像Gmail这样的网络应用的标签页拖至一个单独的窗口，说明你希望一个“应用捷径”(app shortcut)的时候，最清晰的表达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此刻，菜单、按钮、地址栏全部消失了，Web应用看上去更像是桌面应用。

两岸中国人面对着三个曾经或现在仍然在执政的党，表情无疑是非常复杂的。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对各自的执政党抱持不切实际的幻想，人们只希望他们能诚实一点、厚道一点。

《论语》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但，为什么如此卑微的要求，却总是得不到掌权者的满足？

“瑟瑟其（小心），老大哥在盯着你！”——藏地布满“天网”

“瑟瑟其（小心），老大哥在盯着你！”——藏地布满“天网”


1、什么是“天网工程”？

“天网工程”共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由政府投资，包括安装于城市主要街道、公共复杂区域的路面视频监控子系统、安装于交通要道及县、市际公路上的智能卡口子系统与用于城市交通管理的电子警察子系统等。另一部分则遵循“谁需求、谁投入、谁收益”原则，由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村居小区、各类场所投入建设的视频监控子系统（http://sanmen.zjol.com.cn/News/2008/67904.shtml）。

2、在全藏地布满“天网工程”，如：

（1）、《得荣县天网工程投入试运行》（2008-8-7 http://www.tyfo.com/12389/12395/12401/2008/8/7/10608693.shtml）

该报道中写到：“该县‘天网工程’建设在任务重、时间紧和施工难度大的条件下，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委陈洪暴书记亲自安排部署，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把‘天网工程’建设纳入维稳工作重要任务狠抓落实。经过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已完成46个监控点位的安装调试，并投入试运行。”

见图1、图2。

（2）、《降初副州长赴炉霍县检查指导维稳工作 》（2008-8-6 http://news.tfol.com/12389/12395/12404/2008/8/6/10608239.shtml）

该报道中写到：“8月2日至3日，降初副州长在炉霍县委赵景强书记等人员的陪同下，到该县公安局指挥中心视察‘天网’工程。今年以来，该县启动的‘天网’工程,对重点寺庙、县城重点部位进行重点监控，维稳工作指挥部正、副指挥长亲自坐班指挥中心，及时了解动态，有力地维护了稳定工作。”

见图3。

（3）、《德格县狠抓“天网工程”》（2008-8-18 http://www.ganzixhw.com/content/2008-8/18/2008818141413.htm）

该报道中写到：“天网工程建设时间紧、任务重，为确保城市监控系统工程如期完成，县政府与电信签订了城市报警监控系统建设与‘三台合一’接出警并网服务基础平台租用合同；同时将110指挥中心与监控平台合并运行，确保正常运行；即时拨付经费28.7万元，为该工程按期完成奠定物质基础。 目前，全县已完成51个监控点位的安装调试，其中48个投入试运行。”

（4）、《稻城县公安局立即启动天网二期工程
》（http://daocheng.xutour.com/news/200875165100_11692.htm）

该报道中写到：“根据州局的紧急通知精神,稻城县公安局立即启动天网二期工程，积极向县委、政府领导汇报，县上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几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磋商相关事宜，要求各部门把该工程必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协助，确保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安全、工程如期完成，并成立以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訾正勇为组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晓庆为副组长、县公安局、县民宗局、县电信局、县电力公司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天网二期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并因地制宜地出台了建设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各单位的职责、任务和目标。在县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目前，我局分管局领导与电信部门负责人一道冒雨深入实地，经过详细勘察后，已经完成了15个重点点位的确定工作，相关负责承建的施工单位已经进场,正在加班加点施工建设之中。”

（5）、《中共甘孜州委2008年工作要点》（2008-01-24 http://www.china-ganzi.cn/web/ganzi/jxgz/200502008125100157.htm）

其中写到：“加快城区天网工程建设步伐，力争甘孜、理塘等16县全部完成城市监控系统建设。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3、外媒自由亚洲报道：《中共天网工程控制藏区 藏人进城凭通行证》（8月22日讯 http://tibetalk.com/bbs/index.php?all=1217356139）

该报道中写到：“中国政府为了更严密地监控藏民，阻止他们抗议，一项名为‘天网工程’的监控设备，目前正在西藏，四川甘孜等藏区安装。据甘孜州政府网报导，为切实加强社会治安防范体系建设，打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治安环境。日前，巴塘县投入130万元在城区开展的‘天网工程’建设全面竣工，并投入测试运行。西藏流亡政府紧急情况协调组成员格桑表示，当局在甘孜进行的所谓天网工程，实际是为了监控藏人。‘所谓天网工程是监控整个甘孜州地区的寺院和藏人行动的一个监视系统。’”

有一批中国的阿根廷的球迷在助威，
他们嘴里喊着“Agentina”，
听着好像是喊“啊~~真踢啊！”
要说阿根廷的足球水平高呢，
人家是真踢。
要说我们的足球水平低呢，
我们是“踩哪儿？”（China）
不会踢球可不就剩下瞎鸡巴踩了吗。
其间又听到“谢亚龙下课”。
这个爱学习的谢亚龙啊，上课成瘾。

我坐下之后就找圣火，
我坐的位置居然看不到。
我观察了一下，
发现全场观众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是看不到那把火炬的。
那天李宁假装跑了一圈的时候，
看不到的人不知道有没有想退票的。

虽说中国人权不彰，但在嘿咻这档子事上，中国官方仍坚持“以人为本”，据ＴＯＭ体育频道报导，北京奥组委此次依循历届惯例，并配合以“安全行为、遏制爱滋病”为主题的爱滋病防治宣导活动，在选手村准备十万个“小雨衣”供选手免费取用，现场还提供英文、法文与中文三种爱滋病预防和反歧视宣传手册。

　　不知是奥运前官方的“清场”过于成功，让莺莺燕燕在京城绝迹，或是对“中国制造”的黑心商品有所警惕，异于往届选手们热情索取盛况，本届奥运进行迄今仅销掉三万多个“小雨衣”，成为奥运“冷门项目”。

　　历届奥运主办国通常为“小雨衣”发放数量不足“公开致歉”。一九九二年在法国阿尔贝维尔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免费保险套送进奥运村内不到两小时，发放机就宣告断货；○二年的美国盐湖城冬奥会，组委会有备而来发放近廿五万个保险套，并将保险套、唇膏与暖手炉包装在一个精美的“性安全礼包”里、颇为贴心。

　　最夸张者应属两千年雪梨奥运，为选手们准备的五万个保险套迅即遭索取一空，又紧急补货追加两万个，无奈选手们索求无度，赛事结束前三天竟又要求再加发“小雨衣”，由于订货时程赶不及，雪梨组委会因“服务不周到”，还出面公开向选手们致歉。

前面就提到美国人的方式跟我们有所不同，各级政府不负责竞技体育，所以而将也就是纳税人的钱用于普及老百姓玩的体育运动。当然也不会用纳税人的钱去养淘汰率极高且退役后出路狭窄的专业竞技体育运动员。

美国的大学体育和运动俱乐部是竞技体育的真正基础。国家队采用选拔制度，大部分项目不设长期的国家队。教练来自大学或者各种盈利性质的运动俱乐部，靠教大学或教老百姓为生，他们教得运动员越优秀，对他们原本的职业越有利。经选拔赛挑选的运动员由还是由原教练带参加国际比赛。

在个人、家庭、社会、政府，这样一个关系链条中，个人处在最末端，而政府处在最上端。从税收的基本原理出发，税收的两大类：直接税和间接税，意味着每一个消费者都是纳税人，这些税负供养着政府的存在和活动。那么，作为政府，它在日常生活中所应该承担的基本职责和义务，就是保障每一个纳税人的基本生活，它至少要保证纳税人可以在不受他人额外牵累的状态中，基本人道地生活下去，然而这个国家至今未能提供这样的基本条件。

与此同时，由于公民社会一直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对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一直处于监控状态中。作为公民社会标志性组织的各类团体无法获得自由空间，本属于公民社会重要内容之一的慈善机构，无法很好地开展活动。这导致了社会资源不能有效配置，信息的隔绝与权力的干扰，将个人公民隔离于社会关怀之外。

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从作为角度看待，还是从不该作为角度看待，政府都没有履行其相应的义务，没有承担其相应的责任。正是由于政府应当作为而没有作为——该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却没有很好地建立，应当不作为却作为——不应当干涉社会团体的自由活动却不肯放手而实行监控，才导致了个体公民的单子化生存。

如果说1949年以后的前三十年国家精神病时期，公民个人几乎被弃置于彻底的孤立状态里；那么，这后三十年的社会精神病时代，公民个人所能得到的关怀仅仅是回归到家庭亲情之中，至于来自社会的关愛以及政府的服务，依然是渺渺难期的。

第一重最直观的伦理困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的。第二重伦理困境，是隐性地发生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第三重伦理困境，则发生在政府与“罪犯”之间。第四重伦理困境，发生在政府与罪犯以外的个人及社会之间。

从政治哲学以及法理含义上，作为现代国 家的功能体现者，政府存在的最主要理由就是，当个体公民凭己力以及一般的社会能力，无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严重生活障碍时，政府有义务解决。如果政府不能解 决，那么，当个体公民为此而毁灭了自己的生活时，责任该落在政府头上，而不是个体公民头上。

Studies have offered people, for example, £5 now, or more money in the future. Despite the fact that in economic terms they're better off waiting even for a small amount more, people tend to want considerably more money in the future to make the wait 'worth it'.

As the DevIntell article notes, this has largely been explained by impulsivity in the past, but a new study considers a radical alternative.

What if the effect is not because we're impulsive, but because our concept of time is non-linear? In other words, we are reasoning rationally but not on the basis of how much additional time there actually is, but how much longer the wait seems.

These are quite different concepts - for example, we know logically that waiting four weeks is exactly four times as long as waiting a week, but it might not feel exactly four times as bad.

The study asked participants how much extra they'd have to be paid to receive a $75 gift voucher, either in 3 months, 1 year or 3 years. They also had to mark a line to indicate how long each wait seemed, from 'Very Short' at one end to 'Very Long' at the other.

When compared against the actual time, participants seemed to show hyperbolic discounting, but when compared against the subjective judgement the discounting effect disappeared.

The study goes on to test the effect in different ways, but also added another intriguing angle - when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estimate the duration of how long various activities would take, essentially better calibrating their subjective time with actual time, the discounting effect was reduced.

标准答案酝酿最久
山上能拍到华南虎吗
【猜想回顾】“做一个纸老虎很难吗？”“只要有周正龙这样的摄影家和陕西省林业厅这样的图片发布者”——6∶4，表面上认为“能”的6票，其实更是表达对现实的反讽和无奈，因为所有嘉宾都认定“周老虎”是假的，可是偏偏有权威的政府机构迟迟不说周老虎是真是假。不过，相对于嘉宾，本报曾采访周正龙的记者更为乐观：没有周老虎，别想华南虎。幸好，她说中了。

【阅卷意见】本题的标准答案由于国家林业局说自己没权提供，而众多鉴定机构也不愿意趟这浑水而在九个月中一直处于难产状态。其实，惟一给这个猜想留下悬念的也就只有周正龙的这张照片的真伪了。现实中的野生华南虎，专家早就确认其“功能性灭绝”，最近的一只都要上溯到22年前。至于圈养的华南虎，也有专家确认其基因已经不纯，而接近印支虎。现在，照片终于水落石出。

最说不清楚
政改会有大动作吗
【猜想回顾】“不会，还没到国歌唱的那个时候”，“能，因为过去没动作”——3∶7，这是一个连学者都会有意无意偷换概念的命题，虽然仅仅是娱乐似的大家猜上一下下。不过，看来我们的嘉宾基本没抱什么希望。

【阅卷意见】这里有一个字必须澄清，就是什么叫“大”。所谓“大”，从一定意义上指的是深层次。而能够称为“深层次”的，一定要触及 权力和利益，即权力必须要戴上笼头，利益的分配必须更加透明、公平。如果能达到这个层次，或许就可以称之为“大”了。但这样的“大”动作，最初的时候往往 是悄无声息的。这样看来，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也许会成为一个“大”动作，只是这个答案2008年很难得出。另外，“大”还取决于人的感受，比如新疆 阿勒泰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给人的感觉就很大；深圳刚刚出台的改革纲要，也提到了差额选举区长、市长、直接选举区级人大代表等等，给人的感觉就更“大”。

电影会实行分级制吗
【猜想回顾】“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河里的石头还没摸着”，“早都分了，二级以下电影院，三级去香港，四级街边买盗版”

袁磊和同桌女生要书看，她就撕下一页，再要，再撕下一页。袁磊知道这女生不是自私，是变着法子逗双方一起开心。

学生们逐渐平静下来，老师们多次说:“谁先沉下心来，谁就是赢家。”即使有传唐家山堰塞湖险情的时候，高三6班女生围坐 在帐篷里也在寻开心。一名女生说:“水来了，我想回家网鱼。”杨琳说:“我想捞留在北川中学宿舍里的照片。”别的女生就笑了:“都别捞了，别人还要捞你们 呢。”一天夜里，一只癞蛤蟆爬上一名熟睡男生的脸上，男生一声惨叫，从此成为女生帐篷里的笑柄。

地震后，他听到2个女生在废墟里喊“哥哥救我”，用手去刨，却刨到了一个女生开裂的头颅，吓得全身发软。

阮宝平在节目中说他的志愿是报考土木工程专业，日后造更坚固的房子。一同来自小坝乡的同班女生王熙兰说，她曾想当一名记者或者作家，但现在她更愿意做一名教师，回到家乡培育更多人才。

这都是学生们的肺腑之言，如果说地震让中国90后成熟起来，那么阮宝平、王熙兰这些北川中学的高三毕业生肯定是最感同身受的一批，他们身怀梦想，敢于担当。

Dai Wei observes that while the soldier destroyed his body, “he didn’t destroy my mind,” and that Dai Wei is in fact probably “the only citizen still alive in this country” who wasn’t forced to sign “a statement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 crackdown” on dissidents. “In this police state,” he asserts, “I’ve managed to gain freedom of thought by pretending to be dead. My muteness is a protective cloak.”

In the shiny, new China of the late ’90s, Dai Wei learns, many of his former classmates and fellow protesters — those, that is, who were not killed during the Tiananmen demonstrations, or jailed, or broken by the government — have moved on to new lives. Consumerism, avarice or the simple desire to have a satisfying personal life have triumphed over political commitments. Some, like his old girlfriend, have moved to America; some have joined the party; others have found careers running tour companies or interior design firms.

“We’re the ‘Tiananmen Generation,’ but no one dares call us that,” says one of Dai Wei’s old comrades. “It’s taboo. We’ve been crushed and silenced. If we don’t take a stand now, we will be erased from the history books. The economy is developing at a frantic pace. In a few more years the country will be so strong,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nothing to fear, and no need or desire to listen to us. So if we want to change our lives, we must take action now.”

Dai Wei is even more fatalistic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re-embracing the ideals of democratic reform that he and his fellow students shared back in 1989. “As society changes,” he observes, “new words and terms keep popping up, such as: sauna, private car ownership, property developer, mortgage and personal installment loan. Apparently, most businesses have computers now, and there’s an ‘Electronics Street’ in the university district lined with shops selling personal computers and software. No one talks about the Tiananmen protests anymore, or about official corruption. The Chinese are very adept at ‘reducing big problems to small problems, then reducing small problems to nothing at all,’ as the saying goes. It’s a survival skill they’ve developed over millennia.”

菲尔普斯夺得8金以后：

各国对游泳比赛蛙泳、仰泳、蝶泳、自由泳×100、200、400、1500导致金牌过多感到非常不满，纷纷要求增加自己优势项目的金牌数目。

巴西提出： 足球应该分为3人、5人、7人、11人×沙滩、室内、草地。

中国提出： 乒乓球应该分为直板、横板、直板双打、直板单打、直板横板混双。 跳水应该分为1m 2m 3m 4m 5m 6m 7m 8m 9m 10m

英国提出： 马术应该分成黑马马术、白马马术、红马马术、褐马马术、皇马马术、斑马马术。

肯尼亚提出： 长跑应该分为10000米、11000米、12000米、13000米。。。

日本提出： 所有男女混合项目应该增加3p、4p、5p、6p、7p。。。群p。。。500p。

泰国提出： 除了男子和女子项目外，所有应该加上人妖组。

唯独韩国在这方面没有要求，他们大声喊到： 菲尔普斯是韩国人

1，对于nike来说，刘翔如果金牌，那么他的商业价值还有4年，否则，以中国人的禀性，哪怕是银牌都会让刘翔很不值钱；

2，对于孙海平来说，无论刘翔成绩如何，他都已经培养了世界顶尖的运动员；

3，对于田管中心来说，刘翔每一份收入都有15%~50%的分成。相比较而言，田管中心下辖其他运动员的收入可以忽略不计；

4，对于体育总局来讲，刘翔有金牌自然是好，没有，也在总局总的金牌战略意料之中；总局只关心有或者没有金牌，至于退不退赛，不在关注之中；

5，对于乱喷的媒体来讲，如果刘翔最终折桂，当天的报纸能多卖20%，如果还能破记录，还能多卖20%，电视的收视率也会大涨，广告费自然是和销量或者收视率相关的，但是，现在很明白，泡汤了。

日本游坛名将北岛康介的爱情生活历来为人所关注，由于中国女“蛙王”罗雪娟比较喜欢和北岛合影留念，两人之间的诽闻也就随之而生并且愈炒愈烈，但其实北岛在日本有个固定女朋友，她就是著名性感女星荻原舞。

日本游坛名将北岛康介的性感女友荻原舞。

　　荻原舞生于1982年3月22日，身高1米55，AB型血，三围数字是84，57和84，喜欢读书和白天睡大觉，擅长的运动就是游泳，很显然这让她和北岛之间的结合显得合情合理，北岛身高仅1米76，在当今泳坛世界级选手中是最矮的一位，但这样的身材用来呵护娇小的荻原舞显得足够。

　　荻原舞到目前为止一共出版过六本写真集和11部DVD，基本都是色情作品，被称以AV女星倒也是不争事实，但北岛根本不在乎这个，两人的爱情之路必将在艳羡和讥讽中顽强的走下去。

国际在线专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1日消息，前东德女子铅球运动员海蒂·克林格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是世界上该项目的顶尖高手，为自己的祖国赢得了无数的荣耀。

然而，如今面对这些过往的骄人战绩，克林格表现得颇为不屑，她把自己赢得的奖牌称为“兴奋剂奖牌”，坦言是这些“荣誉”使自己从一个女人变成男儿身！

1986年，海蒂·克林格赢得了欧锦赛的冠军，然而1997年她却不得不去做了变性手术，变成了安德里斯·克林格，而这一切都是拜她的教练所赐，后者在克林格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其服用了大量的合成类固醇(教练欺骗她称那些药丸都是维生素)，造成了其在身体和情绪上发生了可怕的变化。

克林格在体型上的变化极其剧烈，她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时表示:“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女性的青睐，而我也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一个男人，但我却很清楚，自己不是一个同性恋者。”

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前东德是世界上的体坛强国之一，约10000名东德运动员服用了提高运动成绩的药物，而克林格就是这些受害者中的一员。(弗莱)

这个赔笑，这下连老外也看不懂了。但或许在许多国人眼里，老外不过是“皇帝不急急太监”，拿个人的尊严与奥运火炬的尊严相比应该渺小得多是吧：）

　　北京奥运会从开幕式到比赛场馆，全世界的观众都听到广播中传来的最先是法语，其次是英语，然后才是东道主的汉语。也许有中国观众会问：奥运会上说法语，有人听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看现今世界上有多少法语国家，有多少法语人口。据统计，世界上有2亿人说法语，这个绝对数比起英语、汉语来说不算高。但是，看一个语言是否国际化，不仅要看有多少人口说这个语言，而且要看有多少国家和地区说这个语言。在世界上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有70多个国家，以英语为主要外语的也可以数出100个国家。法语共同体（Francophonie）有60多个成员和观察员，其总人口超过8亿，其中有两亿人说法语。换句话说，学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而学中文只能在大中国区域通行或者与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打交道。在2亿法语人口中，只有6000万是法国人，其他则分布在五大洲。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官方语言。全球学习法语的人数在2002年高达9070万人，与1994年相比增加了1540万人。由于说法语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非洲、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人口增长迅速，所以说法语的人口还会持续增加。与汉语人口对比一下，全球说中文（含普通话和各大方言）的人口高达14亿，但是99%集中在中国领土上（含台湾、香港、澳门），除此之外只有新加坡通行中文。在海外学习中文的人数根据最乐观的估计也只有4000万人左右，其中绝大部分又是中国移民的后代。除了有中国血统的移民以外，世界上学习中文的外国人主要来自韩国和日本两个在历史上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欧、美和非洲学汉语的人数还是凤毛麟角，远远低于学习法语的人数。以法国为例，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法国中学中学中文的学生只有2500人，现在超过20000，汉语已成为第5大外语，超过了阿拉伯语。但是，法国兴起的“中文热”也是相对的，其迅猛增长是相对于非常低的起点而言。目前中文不仅无法挑战英文的垄断地位，就是与欧洲国家语言也不能相提并论。比如学德语中学生有80万，比学中文的学生多40倍。

　　所以，在奥运会上说法语很有必要，不仅在比赛场馆内方便了说法语的运动员、教练员和记者，而且通过实况转播在世界上也有数量庞大的知音。从法律的角度上说，《奥林匹克宪章》第24条规定：国际奥委会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和英语，如果出现歧义，以法语为准。因此，国际奥委会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保护和发展法语。在法国人顾拜旦倡导下建立的国际奥委会，成立初始所使用的语言就是法语。现任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Jacques　Rogge）是比利时人，也属于“法语人口”。

　　在奥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二天，法语国际秘书长、塞内加尔前总统迪乌夫在北京组织了“法语大家庭盛会”，加蓬、布隆迪、马达加斯加总统莅临，奥委会主席罗格和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也参加了。在这次活动上，罗格欣慰地表示，“自己特别注意到一天前的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首先播报的是法语，其次是英语和中文。虽然中国不是一个法语国家，但8日晚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口头和书面表达上都给予了法语突出的地位。”自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后，法语在奥运会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为了维护法语的地位，2007年法语国际组织奥运推广监督人、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与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签订了《推广奥运会法语使用协议》，以落实《奥林匹克宪章》第24条的规定。在参加了奥运开幕式后，拉法兰也感到很欣慰，表示“北京实现了对法语的承诺”——中国为举办奥运向世界做了许多承诺，使用法语也是其中不大不小的一项。

　　最后要补充的一点是，中国这次能够实现百年梦想在北京主办全世界的体育盛会，与法语也有一点关系。1929年12月29日一个小男孩出生于江苏无锡市，1938年随全家搬到上海法租界，在中法学校就读，掌握了娴熟的法语，成为解放后新中国不可多得的法语人才。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主席特地同他身边这位年轻的法语翻译亲切交谈。毛主席说：“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翻译回答：“报告主席，我叫何振梁。”毛主席又问他名字怎么写，何振梁回答说：“振作精神的振，栋梁的梁。”毛主席高兴地说：“呵，振作精神，很好！”　就是这位何振梁先生在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后，成为代表中国的执委会委员，后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以娴熟的法语在奥委会中赢得了不少朋友，为中国争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立下汗马功劳。

（联合早报网讯）台湾自由时报报道，“主场优势”这个话题不是只在海峡两岸引起议论，北京奥运中国选手在射击、体操和拳击等项目的主场优势，已让其他国家代表队强烈不满，甚至直言抨击根本就是作假。

　　地主选手没中靶 裁判仍给分

　　澳洲资深射击选手马克（Russell Mark）昨天指控中国籍裁判受到嘈杂的中国观众影响，帮助地主选手胡斌渊拿到双不定向飞靶射击的铜牌。

　　这位四十四岁，曾经在一九九六亚特兰大奥运摘金的好手说：“胡斌渊明明有一发明显没打中，但裁判还是给分，我不认为在场的人会认定他那一发命中飞靶，如果靠那一发他拿到金牌的话，我一定抗议。”马克在这项比赛最后名列第五。

　　马克强调，裁判必须一致，但有好多情况引起不少质疑，“我很庆幸他不是拿到金牌，否则那将很不幸地是人们记忆最深刻的事。”他强调，现场有超过一万名以上的中国观众，他们不断叫喊，“情况就像有个马戏团在比赛场边，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裁判要很有勇气才能举起手来（表示失击）。”

　　女子体操失金 美批裁判影响

　　同样的批评也出现在国家体育馆的体操赛场边，昨天的女子团队决赛中国队以二点三七五分的微小差距，挤下世界冠军美国队，赢得金牌。美国领队卡萝仪（Martha Karolyi）批评裁判的举措干扰了美国队员莎克拉曼妮（Alicia Sacramone）的专注力。

　　“在平衡木项目他们先是唱名要她出场，但名字却一直不显示出来，连中国选手都完成比赛，还没看到她的名字，这是很不寻常的停滞。”卡萝仪说：“莎克拉曼妮原本心理完全准备好了，但被这种情况打乱，平衡木没办法正常演出，到了地板项目她的专注力完全受到影响。”她强调，如果不是莎克拉曼妮受裁判影响而失常，美国队应该可以拿到金牌。

　　拳击赛场也出现裁判不公的批评，世界羽量级铜牌好手英国的穆瑞（Joe Murray），前天对战中国谷雨，裁判给分明显偏袒地主选手。

　　穆瑞说：“我知道会发生这种事，过去几天我观察过裁判给分的情况，这很糟，我也预料会发生这种事。中国选手怎样挥拳都会得分，当我击中他时，却得不了分。”

　　拳击赛场 也传裁判偏袒抱怨

　　英国队总教练艾德华兹也说：“我觉得他们对中国选手很慷慨，我们知道多少都会有点偏心，但来到奥运赛场总期待会有公平比赛。”

　　英国队不是唯一抱怨裁判有问题的队伍，周一乌克兰队轻量级好手克留奇科（Oleksandr Klyuchko）以十比八输给中国队胡青时，就曾提出过抗议，但国际拳总开会后，已驳回了这项抗议。

　　此外，纽约媒体报导指出，包括假烟火、假唱事件陆续遭到披露，还有整座城市的噤声、空旷的观众席，让赞助商抱怨不已，北京奥运的“完美外表”已渐渐破功。

　　根据纽约媒体（TV3）昨天报导中指出，奥运开幕以来的几天，中国极力塑造的“完美外表”，已破绽百出：空旷的观众席、失望的比赛观众、门票的非法盗卖、整座城市的噤声，以及官方承认的开幕式造假事件等。

刘文典 敢与蒋介石拍桌对骂

刘文典

刘文典性情孤傲、乖僻，对新文学一直心存芥蒂，鄙薄新文学家，且自视甚高。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一次跑空袭警报时，教《庄子》和《文选》的刘文典拔腿就跑，沈从文也忙着逃跑。突然，刘文典止住了脚，怒声喝斥道:“你跑什么？我跑，是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讲《庄子》了。”沈并没有搭理他，一边跑开了。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五点多钟才勉强结束。当时人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其返。

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刘文典对传令他去见蒋介石极为愤懑。他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最初，韩美林和他的设计团队被要求使用拨浪鼓还有熊猫，之后，又出现了猴子和老虎的造型，虽然用五个，而不是一个吉祥物是韩美林的灵机一动，但是它最初的设计，应该是代表中国文化的金木水火土。虽然即便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念的设计也肯定会有不满意的声音，但是至少对于艺术家来说，纯粹的艺术设计，后果自负，而现在，就复杂了很多。

韩美林的运气看来没有蔡国强好，因为蔡国强说，整个焰火和灯光视觉设计过程中，自己有很大的自由度，也得到高层领导的支持，而韩美林则认为，如果能够真正的让他自己设计，那末福娃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一定要好玩很多。

在中国工作多年、一直致力于“草根”足球事业的英国人罗文·西蒙斯曾痛心疾首地告诫说:你们中国体操、跳水、举重队的做法能培养奥运冠军，但中国足球的做法只会糟蹋人才。

体操、跳水、举重都需要高难的技术，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中国在这些项目上“举国体制”的优势就能保证培养出一些世界尖子选手。而像乒乓球、羽毛球这些既有群众基础、又有“举国体制”优势的项目，自然就可问鼎世界体坛了。

但足球的发展是需要雄厚“草根”基础的。只要有了群众基础，像阿根廷这样的人口小国也完全可以夺得奥运会足球和篮球冠军。希腊即便在欧洲也是个人口小国，却也能夺得欧洲足球冠军和世界篮球冠军。

可是也有人不认同这样的改变，德国游人恩斯特就说，新前门大街少了“灵魂”。

　　“这里感觉像一个门面，一切都很漂亮，但是，我希望看到多一点小吃档，听到多一点人群的吵闹声。这里缺少的是‘生活化的混乱’（friendly chaos）。”

昨日上午，在杨凌示范区博览园内的广场上，75岁的武智民在大家的鼓励声中，1个小时内做了2008个仰卧起坐。

　　6年前，武师傅为表达喜迎奥运的心情，开始坚持仰卧起坐训练，大约两年前就能在1小时内轻松地完成2008个。“2008”个仰卧起坐寓意着“2008奥运年”。昨日，在顺利完成2008个仰卧起坐后，武师傅激动地说，奥运会就要盛大召开了，自己要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向人们展示全民健身的热情。

在西方大国中，德、意、加的首脑都缺席了，其中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公开的理由是“德国总理没有出国参加奥运开幕式的传统”，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缺席理由很“享乐主义”，“北京天气太热”，最直接的当属加拿大总理哈珀“加拿大人不希望我们出卖加拿大的价值观念”。

　　当然，有些首脑的缺席有难言之隐，如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据说就是由于适逢国会开会，担心在出国期间遭国会弹劾罢免，因此而却步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亦称是因国内水灾而临时取消北京之行的，但背后不排除要与他的东欧邻国伙伴保持一致，虽然理由各不相同，这些前共产国家元首大多避席北京奥运；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缺席更多地是由于内政原因。

　　据说，由于卸任总统普京要让世人知道，他才是俄罗斯的真正主人，梅德韦杰夫总统只好“派遣”总理普京代表俄罗斯出席北京奥运的开幕式，相信中方主人对此降格之举不会有丝毫不满。

调查结果显示，总的来说中国并不是全球问题的根源。

　　在这项调查中，受访者普遍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影响不大关注。

　　在英国和美国的大多数受访者并不认为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攀升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都是中国造成的。

　　与此同时，尽管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英美两国的大多数受访者也不认为中国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根据这项调查，英国人越来越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盟友，而美国人和韩国人则把中国越来越视为一种威胁。

　　韩国人对中国人传统上抱有很深的怀疑。大多数韩国人认为中国造成了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的上涨以及气候变化。

　　不仅如此，在各国的受访者中，唯有韩国的绝大多数受访者不赞同中国人是友好的。

　　在巴西和印度，多数受访者都把气候变化归咎于中国。

　　这项民调还揭示受访者对中国的人权纪录普遍关注。北京方面在申办奥运时曾保证将改善其人权状况。

　　调查显示，在美国和英国有65% 的受访者，在巴西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都认为中国人是"受压迫的"。

　　但在印度，这一比率只有40%。许多印度受访者认为中国人是"自由的"，而不是"受压迫的"。

　　负责这项举办这项调查的全球扫描民调公司的研究主任蒙特福德说，"在西方仍然存有一种强烈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是受压迫的。"

　　这项民调还显示，在世界各地，年轻人比他们的长辈更亲中。

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之所以如此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实际上存在两个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这两个索氏纠缠在一起，很难被截然分开，而当人们赞扬作家索尔仁尼琴时，很可能说的是政治活动家索尔仁尼琴，而当人们抨击政治活动家索尔仁尼琴时，很可能又误击了作家索尔仁尼琴。

当然，这不能全怪读者和评论者，因为即便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未必能够很好地区分自己的两种身份。以给他带来巨大声望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为例，索氏的这部长达140万字的鸿篇巨制有一个副标题“艺术研究的尝试”。根据他的自述，他本来想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写一部劳改营历史，但是缺乏材料，只好用“艺术研究”的方法。他在一次谈话中讲了这个方法的“优于科学方法之处”，他说，科学研究需要有100个或200个事实，而我只有两三个，这事实的缺欠可以通过“艺术的跳跃”来解决，或通过猜测、讲一个故事和插入一句谚语来填补。这种“艺术研究”方法自然要比科学研究方法省事和便捷，可以在不掌握材料的情况下凭空虚构和编造，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古拉格群岛》，其可信程度可想而知。在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像中国的“报告文学”，读者很难区分哪些是“报告”，哪些是“文学”。而索氏之所以这样“尝试”，目的当然是政治的。

　 　《工作规划》所展示的改革，如果能够实行，的确是党内民主的一大进步。但另一方面它也必然影响到党政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党的建制的扩大和党的功 能的加强经常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削弱和功能的弱化。中共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党政两套平行的制度体系及其领导班子关系问题。

　　从理想层面来说，党政应当分野，党管政治，政府管行政。政党应当履行政治责任，而政府的焦点则是行政效率问题。就是说，党权应当是政治权，不是行政权。一旦当党权演变或者扩展成为行政权的时候，党就演变成为直接行政组织。

　 　如果党只管政治，管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不涉及到政策的执行，那么作为政策执行机构的政府仍可以有所作为。但一旦当党权演变为行政权，那么政府基本上只是 一个辅助机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负面效果，包括政党政治功能的衰落、行政成本的增加、行政效率低下和党政冲突增加等。

　　党政两套机构之间的冲突经常体现成为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而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又会体现成为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之间的冲突。在同一级，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两者之间的冲突没有任何协调机制。因为两者都是上级任命的，只有上一级党委和政府才能加以协调。

　　同时，上级各方面也不见得能够对下一级人事达成共识，很多人事纠纷往往会上升到中央。这是中国无穷人事纠纷的制度根源。

　　经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反映到人事制度层面。可以说，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进，党政两者之间的冲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甚。

　　从现实层面来说，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以党领政不可避免。但以党领政不是以党代政。领政是对政府的政治领导和监督，而不是代替政府形式行政。如果说党内民主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那么党政关系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社会的参与和监督必不可少

　　如何改革党政关系？这里实际上至少要涉及到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党机构本身的改革，二是党和政府的关系。

　　党的机构要改革。到目前为止，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甚至是农村的村一级和街道，党和行政是两个并行和重合的机构。在农村，甚至在村民委员会不再属于一级政府的情况下，党的机构仍然保持强势状态。

　 　党的机构改革尽管从来就没有提出来过，但这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政府机构方面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就到县一级，党方面能否可以仿效？党的机构是否必 须和政府机构并行？在地方，党的很多功能能否让渡给政府行使，因为越到地方，各方面的事务就越体现为经济和社会性，政治性相应减低。

　　党政关系方面，笔者一直认为，党要通过人民代表制度来干预和参与政治。共产党不是西方制度下的议会党，因为它居绝对的领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不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产生政府、监督政府和实行政府的轮替交接。

　　避开西方不谈，中共也可以从其他一些政党吸取经验。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通过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入党，再参选送入议会来执政的。共产党也可以通过各种制度途径，把自己的优秀人才选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执政。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政不仅能够理顺党政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党内民主很重要，但不能替代社会民主。

　 　党内民主是党的自我监督机制，尽管很重要，但还远远不够。要真正有效反对和预防腐败，还必须有社会的参与和监督。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民主化的路径是要 通过实现党内民主来引领人民民主。通过参与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执政，这不仅是改革党政关系的关键，也是同时实现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制度路径，更是中国 反腐和防腐的基本制度路径。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东方文化太强调集体主义，文化人才选择逃避与逍 遥来表达自己的清醒。也许他们独自呆着的时候的确什么事也没有干，只是一种以牺牲狂欢的快乐来表达一种孤独的抗议。需要追问的是：立足于集体主义精神的群 众活动，与个体意识充分觉醒的狂欢派对，到底是不是一回事？需要探讨的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保持个体自觉的同时，加入到集体狂欢中去？

我怀疑我们的个体容易迷失于集体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可以自由选择的现场太少了。过去的一些集体活动中，大多数人都是被裹挟进去的。

突厥曾是历史上横行亚洲中部的一个游牧民族，擅长冶炼，曾被柔然称为“锻奴”。在南北朝时期建立强大汗国，后分裂为东、西两部，隋朝及唐初为中国中原王朝重要边患。东突厥前汗国为唐大将李靖所破，后汗国为回纥首领“怀仁可汗”所灭，西突厥为唐大将苏定芳所灭。国破之后，突厥余族与汉族和新疆各少数民族融合，不复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西征的突厥后裔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现代土耳其国家前身。现在新疆主要少数民族其语言虽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在族源上却与古突厥族关系不大。

突厥斯坦是19世纪以来欧洲地理学家对古突厥人发源地——锡尔河流域的称谓，后含义扩大，泛指中国的新疆地区及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前者被称为东突厥斯坦，后者被称为西突厥斯坦。像福摩萨之于台湾，MACAO之于澳门一样，东突厥斯坦也是一个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词汇。

“东突”分裂主义的思想根源

“东突”恐怖主义为“东突”分裂主义的极端形式，其思想根源为“两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两者均滥觞于19世纪后半期。

“泛伊斯兰主义”源于阿富汗，首倡者为哲马鲁丁·阿富哈尼。他宣扬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民族应该联合起来，抵御基督教国家的进攻，建立政教合一的“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统治者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有意借其恢复专制统治，扩大在穆斯林地区的影响，曾加以大力鼓吹。

“泛突厥主义”源于沙俄统治下的克里米亚半岛，创始人为鞑靼人伊斯马伊勒·伽斯普林斯基。他主张生活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至阿尔泰山脉之间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联为一体，组成一个“大突厥帝国”。20世纪初期在土耳其执政的土耳其青年党曾将其奉为圭臬，试图建立一个土耳其苏丹为首的奥斯曼大帝国。

在这个时期，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开始传入新疆，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麦斯武德为这两种思潮的代表。30年代初期，麦斯武德、伊敏等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并发起了东突厥斯坦运动。

伊敏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东突厥斯坦史》后来被东突分裂分子奉为经典。他们鼓吹“东突民族”有近万年历史，其祖国“西至北海、红海、黑海以及欧洲，北至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与德国纳粹的论调如出一辙。他们还叫嚣要联合曾生活在中国北方和西域的所有少数民族，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消灭异教徒，驱逐汉族。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时间不能救赎一切。

●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条生活之路。

●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

●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我的生命尽头，我希望我搜集到并在随后向读者推荐的、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搭救了我们。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只要还能在雨后的苹果树下呼吸, 就还可以生活。

●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

●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

●如果不相信有神，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国家罗汉”释义

词目：国家罗汉

发音：guojialuohan

释义：

① 名词：以暴力手段欺负群众的个别国家工作人员

例句：“国家罗汉”发怒，后果很严重。

② 形容词：形容蛮不讲理。例句：你也太“国家罗汉”了！

③动词：收拾、修理的意思。例句：再不老实，就“国家罗汉”你一下！

④ 代名词。例句： 关门，放“国家罗汉”！ 　　

“你真是个怪人，以前我问过康德，他觉得婚姻很无聊，所以一辈子不结婚。”这死神确实够八卦，一天到晚刺探人隐私。

“那我把这事儿写出来没事儿吧？”我问了一个傻问题。

“写出来没事，没人会相信。就是不能……（为了保命，我不敢泄漏，就不写了）”他趴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实际上我根本没听到他说了什么。

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我询问如此巨大变化的原因，司机给我讲了一个很中国式的故事：

因为“加气难”已经影响到出租车的营运（夏天不敢开空调，加气排队大大缩短了正常营运时间），导致很多出租车司机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几乎是零收入，于是他们在网上发帖号召在7月14、15号罢工。

而这一信息被公安了解后，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立刻对中石油中石化等利益集团施压，同时派出了警力监督加气站的工作，13号的晚上，“加气难”的问题已近大大得到了缓解。

末了，司机满怀希望地说，“看来奥运期间加气也要好过一些了，老百姓没有活路就只有一个办法，将事情闹大，然后才有人出面管事儿。”说罢很自豪地笑了。

今年还有两件事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也可以说肯定会写入中国的现代史：一是汶川地震的自愿者行动，一是周正龙假虎照事件中民众通过网络表达意见的能量体现。民众已经觉醒，并且会越来越觉醒。

这，就是希望。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比谁的国家更民主。

美国人说：我敢冲进白宫，拍着总统的桌子大骂：你真他妈是个混蛋！

苏联人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敢冲进克里姆林宫，拍着总书记的桌子大骂：美国总统真他妈是个混蛋。

“找工作不容易啊，生活很艰难啊。”

“为什么来北京打工呢？”

“赚钱嘛。孩子们要上学啊。”

“你们奥运期间做什么？”

“我们所有的工作，盖楼、装修、涂饰等，都要停了。政府说，要维护奥运形象嘛。”

“那你们不工作了？还留在北京吗?”

“没工作了。这条街的所有店也被关闭。回老家也没土地，浪费路费。只能发呆几个月。奥运完了再找呗。”

“什么时候开始停工？”

“7月20号。”

我指的不是硬件，而是那些重要的软件，主要的就是人们的行为规范、我们这个社会普通民众的公德、对环境的保护、对文化生活的爱惜、对人权的关注。若能加上对世界文明主流的提升了的意识，那就更好了。

如果北京奥运以后，这些“软”的东西能够留下来即使不是100%，若留下来一大部分，那么这个耗费无数钱财的北京奥运，终究留下了进步的种子。对整个中国而言，这些种子有着推动更多进步的希望。

　　党派利益、个人得失与民族大义如何取舍，长痛和短痛如何平衡，是继续抱残守缺，还是大破大立？今天政治家的作为，明天都将会在历史上留下纪录。

台湾共产党昨在台南县新化镇举行成立大会，创党灵魂人物王老养（六十一岁）获党员鼓掌通过担任党主席，台“内政部”代理科长唐根深列席观礼。王老养昨说:“很爽！”并强调从送件审核到诉愿，前后历经十四次才成功，“比‘国父’还努力！”

　　成立大会 有70人缴交入会党费

　　据台媒报道，申请历时14年获准约三十多人出席成立大会，台湾共产党号称党员两千多人，但据了解，只有约七十人缴交入会党费两千四百元新台币。党书记长许沧渊说，党员分散各地，多为不满国民党贪污腐败，认同党主席理念的人。

　　王老养称他的“共产党”决定走社会主义路线，主张“国家福利”与社会互助，解决台湾的社会问题。

　　昨天上午“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通过党章草案，党章“奉行‘国父’遗教，期达民主、自由、均富之大同理想‘国境’”等宗旨。党旗红色代表弱势族群，台湾代表本土、星星代表社会主义。

　　与中国共产党无关连

　　王老养小学肄业，因看不惯国民党欺负百姓，于1994年10月16日在台湾台南县新化镇成立“共产山庄”与另一个“台湾共产党”，自称“台湾共产党主席”。这个“台湾共产党”与历史上的“台湾共产党”，名同而实异；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并无关连。

　　“共产山庄”是这个“台湾共产党”的总部。王老养曾经尝试参加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但是由于未缴交保证金（新台币一百万元）、申请文件不符规定、学历不够高，被台当局“中选会”退回登记，不能参选。

　　1994年10月19日，台当局“内政部”依据“人民团体法”，宣布不允许该党注册；该党被取缔。

　　经“释宪”，“大法官”会议认为“内政部”决议“违宪”，而同意“台湾共产党”成立。唐根深则希望该党三十天内将党章规程等资料送“内政部”核备，以颁给政党证书。

在市区百汇路上有一家新开的“口吕品”饭店，在这家饭店一楼大厅的一面墙上挂着“十大怪菜”的照片和说明，“中国足球”就是其中一幅。在照片上，记者看到“菜名：中国足球；25元；主料：猪脚；配料：臭豆腐”等字样，这就是被一些市民认为哗众取宠的那道菜。

“口吕品”饭店的老板叫王利，今年26岁，从读初中开始就喜欢上了足球。前两个月，自己在店里研制特色菜的时候，一道以臭豆腐和猪脚为原料的原创菜，让他来了灵感。“臭豆腐加上猪脚不就是臭脚，臭脚不就是中国男足嘛，所以就把菜名叫做‘中国足球’了。”王利说，中国男足太不争气，也就配叫臭脚，尤其是这次世界杯预选赛，那表现用臭脚还都是客气地形容。虽然对男子国足很有点怒其不争的感觉，但是，王利认为“中国足球”这道菜还是蛮好的，是很好的下酒菜。

今年春运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是农民工观念限制非要回家过年。昨天发布的《广东省情调研报告（2008年春运危机成因与对策的思考）》认为:“根源在于户籍制度。

农民工不能取得所在地的户籍，难以获得像当地人一样的‘国民待遇’，除了得到微薄的工资外，对城市的设施、保障、福利、子女教育没有享用的权利。户籍制度一日不改，‘乡愁’引发的春运危机还会重现。”

原因:

区际经济发展失衡

报告认为，“春运”难题主要根源在于区际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过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且东部沿海地区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春运是在短短的时间内让全国1/3的人口流动，其对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结构形成空前的压力。今年的雪灾正好与春运重叠，让春运更显无力。显然，若不从根本上扭转区际经济发展失衡的格局现状，我国的春运‘窘局’仍将年年延续。”

不过，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台湾人讲“国语”，总是把“我和你”的“和”念成“汗”。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探根求源，这才发现，把“和”念成“汗”原本是北京的土语。从 1946年5月1日起，台湾电台由“老北京”齐铁根先生每日清晨七时起作“国语读音示范”，播讲民众国语读本、国语会话。齐铁根先生按照北京土话把“和” 念成“汗”。从此，那么多的台湾人，都把“和”念成“汗“！

 丫的还是京片子？

台湾岛内真正的主流是什么？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务实的机会主义”。这是不带负面意义的中性描述。“务实的机会主义”即是“有条件的独立”或者是“有条件的统一”。

如果两岸之间已经形势明朗，通过多种实力对比，使得他们看到统一是大势所趋，那么岛内民意也可能朝统一的方向发展；如果台湾岛内 的和周边的形势、和中国大陆间的关系，使得他们看到，大形势更有利于朝独立的方向发展，他们也会很快选择独立。这就是“务实的机会主义”，就是看机会行 事。

而这种务实的机会主义的支撑就是我所讲的“二民主义”。如果他们看到两岸间的统一，有助于维护他们已获得的民权和已取得的民生方面 的实质好处，大多数人不会反对统一。如果“统一”会有损于他们的“二民主义”，他们一定会坚决抵制。而如果国际的形势、周边和岛内的形势更有利于独立，独 立会增加他们的民权和民生的话，大部人也会选择独立。

刘言超说，21日晚，4人来到大堰桥后，他就站在桥中间附近。大堰桥全长40.3米，宽1.5米，桥栏高0.8米，桥栏之间的宽度，正好适合成年人趴在桥栏上做俯卧撑。刘言超说，他当时将两只手扶在了一端的桥栏上，一条腿搭上了另一端的桥栏，另一条腿蹬在了桥栏立面上，做起了俯卧撑。

大晚上的，为何那时偏偏想起做俯卧撑？刘言超说，他知道很多人对他桥头做俯卧撑的动作，很感兴趣，议论也很多。他说，那晚大家已经聊了一段时间，有点聊累了，他站在桥头，面对桥栏就突然想起了做俯卧撑，“就是想做”，并表示“还能强身健体嘛”。

出生于布达佩斯、曾在多个国家居住、用多种语言写书的亚瑟·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曾说过，既有民族主义，也有足球民族主义。由后者所激发的热情比前者更为强烈。柯斯特勒是自豪和忠诚的英国公民，但终其一生却一直是个匈牙利足球的民族主义者。

　　对于所谓的“世界锦标赛”（world series）其实只是国内比赛的美国人来说，欧洲人在他们的国家队争夺四年一届的欧洲杯时所表现的激情，是很难理解的。在这个夏天的几个星期里，奥地利和瑞士的体育场，还有马德里、莫斯科等欧洲国家首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挥舞国旗、高唱国歌、击鼓等爱国主义的狂欢。西班牙的胜利是让加泰隆尼亚人（Catalonians）、卡斯蒂利亚人（Castillians）、巴斯克人（Basques）和安达卢西亚人（Andalusians）一同沉醉在爱国主义狂欢的少有时刻。

“足球就是战争”

　　集体的努力、团队衬衫的颜色、速度和肢体暴力，让足球比其他体育运动更能够催生族群的情感。一名著名的荷兰教练曾说过：“足球就是战争”。他可不是在开玩笑。

　　但这本不应该如此。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民族热情的表现在欧洲多少被看成是禁忌。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差点在20世纪两次摧毁这个古老大陆的罪魁祸首。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特别是当它与战士的自豪感融合在一起时（这种情绪在美国还是很普通的），长久以来一直同大屠杀联系在一起。侥幸没有被敌人占领的英国人，还是相信是他们独自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哦，是的，美国佬也出了一点力），也仍然带有一点军人气质。他们是个特殊例子，这也许是英国球迷好斗并因此臭名昭著的原因。

　　然而，即便民族主义情绪在整个欧洲文明社会里受到压制，足球场还是固执地停留在二战前的世界中。就像宰杀依旧是西班牙斗牛场上的庆祝仪式一样，不恰当的族群情绪也可以在足球场上完全得到宣泄。

　　这些情绪可以是喜庆的，甚至类似狂欢节，就像2008年欧洲杯赛所表现的那样。但它们也可能包含某种更黑暗、更具攻击性的元素，尤其是当体育竞赛掺杂了历史记忆的时候。比如荷兰队和德国队，或者德国队与波兰队之间的比赛，直到最近都还会让人有战争又一次爆发的感觉；失败的一方通常会再一次体会到战败的低落情绪，胜利者则会有一种复仇的甜蜜感。

当荷兰队在1988年欧洲杯的半决赛击败德国队时，正义似乎终于得到伸张。涌到阿姆斯特丹大街上庆祝一天一夜的荷兰人，比这个国家在1945年5月被解放 时走上街头的人还要多。（有时候，足球场上的胜利会与“真的”历史混淆在一起；优异的荷兰队在1974年的世界杯上被德国队击败，所以必须洗雪前耻。）

德国人终于翻身

　 　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德国人的族群情绪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后被认为尤其有害，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德国人在挥舞国旗时还有一点在周边国家根本看不到的 因愧疚而造成的克制。当然，德国人也无法压抑这种情绪。年老的德国人，依然记得他们在1954年对垒不可一世的匈牙利队所取得的那场著名的胜利。这是德国 人在战争中惨败后，第一次能够为自己感到自豪。这是一场值得庆祝的胜利，经过多年的负罪感和贫困后，德国人终于翻身了。

　　同其他事物一 样，爱国主义的表现方式也随着时间在变化。引起民族自豪感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当法国队赢得1998年世界杯时，法国人特别喜欢强调球队里种族的多元性。他 们最耀眼的球星齐达内是阿尔及利亚移民后裔，另外还有一些祖籍是非洲不同地区的球员。1998年冠军球队的多元种族特质，被广泛地吹捧为标志着由法国启蒙 运动的包容，和法国大革命的情谊中所产生的民族优越感，而不是过去一段漫长且经常充满血腥的殖民主义历史。

　　事实上，法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先行者，因为欧洲正在经历某种缓慢、痛苦但却确实的深远变革。如果说种族的多元化在国家足球队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常，那么它在俱乐部的层面上就更明显了。

　 　根据它们在大工业城市中的所在位置，俱乐部的设立一般以种族或宗教信仰为基础，比如伦敦的爱尔兰人俱乐部和犹太人俱乐部，或者格拉斯哥的新教徒俱乐部和 天主教徒俱乐部。30年前，谁能够想到英国球迷会为一支满是非洲、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球员，并由一位法国人担任教练的伦敦球队加油打气？或者英国国家足球队 的教练会是意大利人？

　　此外，欧洲足球面貌的改变，并不止于种族和文化的多元性。我从未看到像今年的锦标赛上，来自不同国家的支持者相处 得如此和谐的画面。英国国家队的缺席也许是部分原因，因为它有许多好斗的球迷。我们看到的是和平和节日的气氛，土耳其队和德国队在半决赛上相遇时，两国的 国旗在德国的街道上并肩飘扬；决赛后西班牙人和德国人则共同庆祝，这些都显示了某种新的东西的出现。

　　即使一种新的欧洲精神正在诞生，民 族主义情绪并没有消逝。但是至少欧洲的民族认同，已经不再有那么鲜明的战争记忆的色彩。德国队一次又一次地获胜时，并没有人特别在意。德国人现在很好，这 种反应并没有必要。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当德国队输给西班牙队时，我还是无法抑制一丁点强烈的喜悦感。这也许是因为西班牙队的球艺更精湛，也许只是因为我的 年龄的关系。

我平日最讨厌借书给别人，一般我看完的书，都做了一些笔记，和间下了一些重点。小时候曾造了一个印章，盖在每本我买回来的书上，去诅咒那些借书不还的人。别小看这盖章的力量，确实有人借了书后，多年后自动自觉还书，解除咒语。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艾克曼负责驱逐在德国的犹太人，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以及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吉卜赛人去死亡集中营。一九四四年三月在德国已经溃败的情况下，艾克曼到了布达佩斯，组织向奥斯威辛的运送。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起，他和他的部下经常每天把一万人送到指定地点。此后四个月中，他组织运送了七十多万犹太人。乃至到了战争快结束的时期，火车车皮不够用了，艾克曼便让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营。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阿伦特以艾克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技术化、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

国记者：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的呢？

李鸿章：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待的。只是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靠国家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很好很强大委员会、打酱油委员会沉痛宣告：网络流行语界的一朵奇葩，火得最快的网络热词———俯卧撑，因特种病毒袭击，瞬间医治无效，于2008年7月3日晚10时在部分论坛和贴吧去世，享年3天。7月1日-7月3日，一代热词俯卧撑的生命只有这短短3天。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有网友这么总结网络热词“俯卧撑”的一生。

　　7月3日，本报发出报道《不打酱油了，改做俯卧撑》，那时“俯卧撑”正做得如火如荼、如日中天。然而，报道见报当晚，许多论坛就开始屏蔽“俯卧撑”了，百度“俯卧撑”吧也再也不见新帖出现。

　　它的生命只有短短3天。

　　一个网络热词的突然死亡

　　7月1日晚8时，天涯社区的天涯杂谈开始出现“俯卧撑帖”，一天时间就达到了500个主题帖这一惊人的数量。到了7月3日媒体报道的时候，网上大部分网友都已经知道什么是“俯卧撑”了。

　　然而，“我刚知道了做三个俯卧撑的危险，还没开始做，就发不出帖了”7月3日晚，许多想发“俯卧撑帖”的网友发现发帖失败。而且，所有以前的“俯卧撑”也都不能回帖了。这就意味着“俯卧撑帖”已经成为了被屏蔽的敏感词。一个原本单纯的体育运动项目，一个刚刚火起来的网络流行语，就这么被封杀出局。一些知名的网络论坛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在百度蹿升最快的贴吧俯卧撑吧，虽然帖子7月2日就已经过万，但到7月4日，帖子却不足9000了。

　　继续非典型传播

　　虽然在论坛上不能做俯卧撑了，但是它依然在网上继续流行。Google搜索上升最快关键词里，俯卧撑还是排名第一，百度搜索里面，“我是来做俯卧撑的”也进了前三。

　　而在论坛里，虽然不能做俯卧撑了，但FWC、伏卧撑却防不胜防，大行其道。有的网友回帖内容变成了“做三个”、“撑三个”等。

　　俯卧撑是近年火得最快的网络热词，也是唯一被屏蔽的网络热词。之前的“很好很强大”、“很黄很暴力”、“我是出来打酱油的”等等，都还“健在”。

　　“不让做俯卧撑，继续打酱油好了”。

蔡依林的“卫生巾”造型

和晶晶一样，小华加入帮派组织也是为了得到保护。当初，帮中“兄弟”贾×、曹×介绍他认识“大哥”郎开×(外号小鸡鸡)，说只要当小鸡鸡的“兄弟”后，就不用交保护费了，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

加入后他才发现，保护费照样要交，每个月30元。钱交上去后，被用于“兄弟”们每月一次的聚餐，每次都有20多人参加。小华说，他听说帮主名叫刘光×，但从未见过，帮中有多少“兄弟”也不清楚。有什么活动都是在“大哥”小鸡鸡的“领导”下开展。

民主国家真的从不相互作战吗？肯定的答案似乎取决于两个不同的说法。

　　首先，从历史来看，民主国家确实从未相互交战。但这只局限于范围很小的富裕国家（印度算是一个部分的例外），主要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欧国家及其海外分支。此外，它们还实行“与我们相同”的民主制度——也就是包含我们在现代西方体制中习以为常的所有特色的宪法民主，而不是像伊朗那样的“伊斯兰民主国家”。从这小样本得出的合理概括是：“繁荣的宪法民主国家一般可以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其次，因为这些国家是民主政体，所以它们能够和平相处。但到底是民主给它们带来和平与繁荣，还是和平与繁荣带来民主？究竟是民主使欧洲从1945年以后就维持和平，还是1945年后漫长的和平使得民主成了欧洲的准则？

　“虎照”造假消息发布后，镇坪县政府赶忙将原先的“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广告予以撤换。

　　“见到虎，三年苦。”7月2日清晨，罗大翠对身边的一圈记者说。

　　罗担心即将被起诉的丈夫周正龙。与之相关的最新消息是，因假虎照获罪的周正龙将有可能被判两至三年——果真如此，这将是那句古老农村俗语诅咒式的灵验。“虎照门”风波渐趋平息，追溯周正龙在过往260多天里的心路历程，你会得出一个精于算计的猎人形象：他端坐“猎物”一旁，冷眼旁观，然后瞅准时机，一击致命。

　　演戏 “见到老虎了，差点没命”

　　罗大翠至今仍记得那一幕。

　　当时，周正龙拍虎回家，只是说了句“见到老虎了，差点没命”，便不再多说，面色凝重。即使晚上睡觉时，周正龙仍然惊魂未定，“一弹一弹的”，时常被吓醒。

　　这一幕随后为更多的人所熟知。周正龙对记者绘声绘色地描述说，当时他偷拍老虎时，不小心弄折一个树枝，老虎猛地被惊醒，他不顾一切地滚下山坡，这才捡回一条命。

　　当老周定下心来，同村的村民不断地被邀请到周家来——看华南虎。尽管此前，周家和同村人鲜有来往。周正龙笑容满面地向来人介绍，他是如何拍到已在人类视线中消失了20多年的华南虎。

　　同村人捧着华南虎照片，啧啧称奇，少不了恭维之言。在这些人眼中，周正龙性格孤僻、古怪，说话声音奇大。一般人很少和他打交道，能和其聊上几句的人，都是喜欢顺着周说话的人。否则，不出几句，周便会翻脸。

　　在镇坪县文彩村，周正龙没有一个朋友。更多的时候，村民称呼其为“棒老二”（当地方言，“土匪”的意思）。据说，几年前，周正龙的母亲过世，办丧事时，不少人连桌椅板凳都不肯相借。

　　借由“华南虎”，周正龙不仅变得健谈、和善起来，而且还获得他此前从未获得过的尊重：当着村民的面，他可以直接拨通县长的电话。

　　 蜂拥而至的记者，让周正龙变成明星，不长的时间里，他收集了200多张记者的名片。不管对方来自哪里，不管这个问题他曾经回答过多少遍，这位新闻人物还是热情接待、畅所欲言。

　　因为家里电视机坏了，周正龙只有在邻居杨少忠家里，才能看到自己的光辉形象。

　　“你看，你看，那就是我！”看到有关自己的节目时，周正龙指给杨少忠看，“那个人不行，被我吼了一顿”。周边看边介绍幕后新闻。

　　杨少忠还真看见了这样的画面：当时一个记者采访周正龙时，各方面说得有些繁琐。没想到，周正龙一下子不耐烦了：到底是你说还是我说？

　　此前见诸报端的还有这样的片段，因为采访收费的事情，镇坪县委宣传部从中协调，表示记者是为了宣传镇坪，老周不能这样做。周正龙不答应了，对着电话大吼起来：照片是老子拿命换来的，我爱怎样就怎样！

　　此时的周正龙是一个拍虎英雄。

　　慌张 面对质疑，“周老虎”变得暴躁无常

　　“现今回想起来，去年腊月时，老周有点不对劲了。”杨少忠回忆。

　　杨是从外地迁入文彩村的，和周家仅数米之隔。因略懂一些捕猎常识，杨周两人还能聊上几句。

　　那个时段，是周老虎最受质疑的时刻。尽管自陕西省林业厅公布华南虎照片后，不久便有人质疑虎照为假，但拍摄者周正龙一直稳坐钓鱼台，不仅继续吹嘘他的拍照事迹，和数百位记者论战，也是愈战愈勇。

　　“不再来看电视，也不再向人煽经（当地方言，喜吹嘘、聊天之意）”，杨少忠描述这个时段周正龙心理的微妙变化。

　　从记者身上，曾信以为真的罗大翠了解到了外界的怀疑之声，这位谨小慎微的农村妇女，试图让丈夫少说几句，但被周正龙冷眼挡回。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周正龙这个显得有些“特殊”的家庭，开始为外界所了解。

　　出镇坪县城后，沿着一条山边凿出、坡度极陡的水泥路，大约20多分钟能够找到文彩村周正龙的家：三间瓦房，上世纪80年代修建，泥巴地、破木门，醒目地扎在四邻高大的楼房中间。

　　尽管破落，但周正龙是这个家庭的皇帝，“子民”包括他妻子罗大翠和一儿一女。在这个家里，周正龙说一不二。

　　周正龙是外村人，老家在高山之上，自小开始打猎。1981年，经人介绍他和文彩村的罗大翠结婚。婚后两人似乎并不合拍，常常吵闹。

　　周家的一位胡姓邻居告诉记者。周正龙喜欢养猫，一次可能是罗大翠喂食不及，猫跑到别人家去了，迟迟不回。周正龙怒火中烧，抓住罗大翠就打。罗大翠跑出家门之后，在山坡上睡了两个晚上，直到猫回家后，才敢回家。

　　这样的例子记者在不止一个村民处听说。对两个孩子，周正龙也是“棍棒教育”，两个小孩自小没少被打。让记者听得心惊肉跳的是，就在去年，已经25岁的女儿不知为何惹得周正龙不高兴，关着门对女儿大打出手。可怜罗大翠只能在门外泪流满面。

　　此前，记者从周正龙妻弟谢坤元处也了解到类似的信息。谢对周正龙很感冒，连骂这样的人应该用马刀直接砍死。据其介绍，过去，罗大翠常常拖着被打得到处是伤的腿来他的店铺“避难”，一住就是三四天不敢回。

　　周正龙所谓“棒老二”这样的恶名，想必多半也缘于此。

　　或许正因为这样的威严，加上周正龙在家人面前精彩的表演，周家人从未怀疑过虎照的虚假，反而成为周正龙的附和者。

　　有记者曾欲从周家了解到哪怕一丁点破绽，但都徒劳而返。

　　走险 “唯利”和“敢冒险”的他又造出“虎印”

　　事态的发展对周正龙越来越不利，随着“打虎派”掌握更多的证据，周正龙坐不住了，他也试图寻找新的证据。

　　“老虎脚印”成了他的选择。

　　媒体很快爆出消息：周正龙与当地猎人易远清合作，两人于今年4月3日在镇坪县杨家湾发现老虎旧脚印，4月4日在东家湾寨发现较清晰老虎脚印，印迹长约500米。

　　“老虎脚印”的归来，“挺虎派”一片欢腾。令人没想到的是，这居然是周正龙的又一次表演，一如他刚拍虎照时，夜里当着家人面，常常被吓醒一样。

　　周正龙苦心经营着他的“拍虎剧”，正如他努力维持着他那个看起来很破的家一样。

　　“别看他家那个样子，有钱得很。”一位村民向记者介绍。秋冬时节，周正龙会上山狩猎，每次下山一趟，家里的两个冰柜都会装得满满的，全是野猪、野鸡，仅这项收入就上万；其余的时候，除了种田种地外，周还会养蜂、织网等，“会赚钱得很”。

　　放高利贷也是周正龙的一项收入来源。据介绍，邻村一位董姓老人没钱插秧，向周借了1000元，不到十个月，利息高达500元。

　　给周正龙制作老虎脚印模具的易远清曾经被父亲训斥，“不要和这样的人来往。”昨日，其父易运东告诉记者周正龙另两桩让其不齿的赚钱之道。

　　一是周正龙和其兄周正云的官司。据说，当年周正云因为贩卖人口被捕入狱，入狱前，周正云将自己的积蓄交给了弟弟。周正云出狱后无处可去，就住在周正龙家里。因为积蓄的事，兄弟俩反目，周正龙将哥哥赶出家门。

　　据说，周正云被赶时已经身染肺病，不多久便客死他乡。

　　另一桩是周正龙和一位浙江商人的官司。浙江商人在当地包了几百亩山地种香菇，周正龙帮着他看山，工资不薄。后周借故敲诈对方，两人也打起了官司。浙江商人最后不得已离开镇坪。

　　这两起事件，记者从多位村民处听说。检索以前有关周正龙的报道时，两事亦有不少媒体报道。

　　记者近日就此事向镇坪县法院核实，一工作人员证实确实有这两件官司，但案情不便告知。

　　这样的事情，或许具体细节和事实有出入。但从中可以看出周正龙身上有别于他人之处：一是唯利、一是敢冒险。

　　可以佐证的是，此前当来周家的记者越来越多时，周便提起了要收费——这对于其他村民而言，是想都不会想的事情。有记者留下了这样的细节，当记者被周正龙纠缠不过，不得已答应给周正龙50元的采访费，没想到周一下子翻脸：“50元，你好意思说出口！”

　　“唯利”可以解释周正龙为何要拍假虎照；而“敢冒险”则可以解释，即使在已经输掉局面的情况下，周正龙为何还敢造出“虎印”的假来。

　　迎合 应运而生的“正龙拍虎”

　　尽管周正龙其人有诸多的不是，但最多被人骂为“小农”而已。华南虎照片事件的被放大，还需要一个镇坪。

　　有评论说，通过“虎照门”事件，人们痛心地看到，周正龙是如何绑架政府公权力的。事实上，周正龙是被半推半就地“裹挟”。当一个农民萌发的致富梦和一个落后山区的发展梦重叠之后，“华南虎”成为双方的交集，此时的周正龙背后，一股庞大的力量推动他迷失自己。

　　周正龙“成功”拍到华南虎照后，在镇坪县城的入口处，县政府很快换上新的广告牌，广告词为广大网友所熟悉：闻华南虎啸、品镇平腊肉。

　　县政府给周正龙买新西装，让其光鲜地出现在各家媒体面前，奖金、红地毯等等，周正龙喜不自禁，俨然一副拍虎英雄的模样。

　　后来，“虎照事件”造假传闻接近大白，镇坪县政府这才赶忙撤掉那个广告牌，新的标语是：依托资源优势、做靓绿色食品。细细比较两幅标语，你会发现资源对这个县城而言，是如此地被政府看重。

　　镇坪县位于陕西省最南端，大巴山北麓，川、陕、鄂三省交会处，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交通闭塞。距离其最近的一个大城市西安，都还有10多个小时的车程。县城5万多人分布在狭窄的山坡上，资源尤其缺乏。

　　和众多后进地区一样，穷则思变的镇坪渴望获得非常规的发展途径。华南虎成为他们的选择。

　　此前媒体记录了这样的细节：去年7月底，镇坪县县长吴平来到周家。“冒雨步行了一里山路，带来一个荣誉证书：周正龙同志在镇坪县野生华南虎调查工作中成绩显著，特发此证，以资鼓励，证书里还夹着1000元奖金”。

　　据当时报道，吴平握着周正龙的手说：“要是拍到华南虎就好了。”这样的信息对周正龙这样本身就喜欢冒险的人的诱惑力显而易见。

　　记者注意到，在年初镇坪县拟定的工作目标中，争取国家级野生华南虎保护区建设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当地欲发展的心情是如此之激烈，当周正龙迎合说拍到华南虎之后，相关人士心情激动异常，从而少了对照片真假的敏感。当怀疑出现之后，官本位漠视了舆论，从而使事情发展愈演愈烈，以致后来骑虎难下、不可收拾。

　　陕西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正永说，“华南虎照片事件”是面镜子，反映出政府个别部门和公务人员责任心严重缺失、工作作风极其漂浮、依法行政意识十分淡薄、工作纪律极为涣散，不能正确地履行公务，不能正确地对待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批评、监督。

　　这段话当重点解读，也应是此次折腾八月之久的“虎照门”风波，所留下的最值得总结之处。

“关我×事，我是出来做俯卧撑的！”“做着俯卧撑去张家界打酱油。”继“打酱油”之后，网络又出现新的流行语——做俯卧撑。“做俯卧撑”这一词语于7月1日先在天涯社区上呈井喷式爆发，后来在各大网站出现。

　　据调查，最早恶搞“做俯卧撑”的帖子出现在7月1日19时59分，网友“流芳苑主”发表了《吃面要吃雪菜肉丝，运动要做俯卧撑！身体倍儿棒！》的帖子，网友纷纷效仿恶搞“做俯卧撑”。天涯论坛上一时间出现了井喷现象。

　　昨天上午，百度“俯卧撑”贴吧里开始有很多网友谈论俯卧撑，前天晚上8时仅仅只有几百个帖子，到昨天下午帖子数已经破万，网友统计了一下，短短24个小时，贴吧里多了47页的帖子。网友们给原本单一注解的“做俯卧撑”加入了更深层次的含义。有网友把那些口不离“俯卧撑”的网友称为“俯卧撑党”。而日前，也有人在豆瓣网站上成立了“俯卧撑小组”。

　　由于“俯卧撑”忽然蹿红，网游“魔兽世界”里也随即出现了一个名叫“河边的俯卧撑”的任务日志。

　1．要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少到多，由轻到重进行锻炼；
　　2．根据自己的体质情况，选择适宜的练习方法，控制运动负荷；
　　3．要做好准备和放松活动，防止受伤和肌肉僵硬。
　　4．老人禁用指式、击掌、负重练习法。心脏病、高血压患者禁用此法。

2008年7月1日，跪粥政府赋予了俯卧撑新的意义：即在桥上做俯卧撑，可提升战斗力，抵御来自“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的一切无差别攻击。

潜藏在地球的外星人亦获知这一发现，纷纷表示占领地球已无胜算，遂集体离开地球，致使英国发生多起UFO目击事件。

不湿总统随即发表声明，称中国若将俯卧撑用于军事用途，将打破全球的军事平衡，美国将被迫研发太空武器，新一轮军备竞赛不可避免。

出国当教练，是一种软实力输出的自豪，意味着外国的体育发展蕴含了本国的经验。带领外国的队伍对垒自己国家时，体育竞技变成了国家荣誉的象征，那时自处是否是一道难题？若取得胜利，执教国当然会为之欣喜，而自己的国家会更尊敬教练的成功，还是给予民族大义的批判？

　　如何看待体育中的这些问题，其实已无关体育，而是一套牵涉良多的社会价值体系的体现。

们享有民主，也消费民主的同时，其实看不清民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否则在谈到选举时，内阁资政李光耀不会说，他并不完全相信选民永远都知道什么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怎么做才是最能给人民带来和平、稳定与幸福的。

　　这不是资政第一次表达出对民主的不放心，可见他对西方民主制度有保留，不认为照搬西方的民主，可以解决东方社会的问题。其实，这也同时表现出他对新加坡选民心态的透彻了解。

　　当然，资政经验老到，看到其他国家太多被民主挟持的例子。在民粹政治容易讨好的情况下，如何确保政府不会向民意哈腰弯背，而人民又懂得分辨什么才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的政策，什么是危险的让步，的确难度很大。

　　李资政说：“如果选民因一时不慎重考虑事情、变化无常或纯粹像发疯似地投票让反对党执政，以看它是否能做得更好，那我认为后果将难以预料。因为不出五年的时间，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毁了，而要收拾这样的残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些人会认为，他这么说其实是否定了民主的价值，因为他站在执政的位置，竟然不允许人民给反对党一个做做看的机会。其实，那不是一般面对选票考验的政治人物敢说出口的真话。也难怪一些人喜欢把他的谈话解读成家长式心态的投射，甚至认为正是因为他把国家当自己的公司经营和紧紧看守，才会坚信新加坡不能落入反对党手中。简单说，在人民行动党眼中，西方政党轮替的民主模式，并不适合新加坡，更不容另一个政党坐大。

　　民主最大的权力在于定时让选民决定接下来要接受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决定本身。有人说那就是民主的力量，甚至是代价。考验就在于怎么避开付出重大代价，在于付出代价是不是一种必然，更在于能不能承受代价。

　　按李资政的观察，“当一个人参加选举时，人们对他所做的判断不是以他的治理能力为考量，而是以他的说服力来给他作出评价。”正是因为对选民或者民主制度的不放心，人民行动党除了以政绩和廉洁作风取得人民的信任，赢得选票外，还会利用执政资源来巩固其统治，尽可能不让反对党有机可乘，以巩固执政基础。恰恰，这也是政府另一种形式的爱之深，责之切。

　　的确，新加坡选民并不理性，其实，全世界的选民何尝不是如此，就看理性选民的比例以及理性被其他情绪性议题牵动的幅度。

　　于是政府强调，毫无天然资源可言的新加坡，生存条件系在超凡的表现之上。如果作出这种超凡表现的基本体制消失了，我国将失去所拥有的一切。

李资政说：“我尝试说服年轻一代去了解这一点，而他们却认为‘唉，这个老人又在重播唱片了’。但是，我确确实实是个过来人，也知道要如何将事情恢复原状。”

　　我觉得这是很经典的一种感慨，既了解年轻人对他老生常谈的制式反应，又不得不一再提醒叮嘱。待历史多年后回过头审视资政的语重心长，对民主的玩味，会有另一番领悟。

　　最著名的方式就是Google发明的ADWords(关键词广告)，举例说当你在Google上搜索“鲜花”时，搜索页面的左侧是与商业无关的 搜索结果，右侧则是与“鲜花”有关的广告商链接，主要都是本地花店。花店只需要根据它们被点击的次数向Google付钱，每次点击的广告费从几分钱到几百 元不等，这让大多数中小企业都能做得起广告。

　　在中国，百度将ADWords演化成竞价排名。简单地讲，就是卖左边的搜索结果，出价越高的广告主在搜索排名中就越靠前，事实上，出售左边的广告占据百度绝大部分收入。

　 　2008年第一季度，ADWords占Google收入的60%，还有30%是AdSense的广告收入。所谓AdSense，举个例子，Google 通过技术分析出一个网站上在讲与鲜花有关的内容，它就将鲜花广告主的广告主动分配给这个网站，当用户点击广告后，网站获得广告费。

　　阿里妈妈和Google不同的根本之处是，Google本质上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它是为互联网上的内容找广告主；阿里巴巴集团本质上是一家商务公司，它是为广告主找内容，更准确地说是为广告主找到内容后面的人群。

　 　阿里妈妈把现在覆盖的40万个中小网站和20万个博客站点，按照地域、频道、内容、时间、场景和行为分成不同的人群，提供给广告主进行选择。比如汽车广 告主只想在江浙推一款新车，他们会在一夜之间让所覆盖的江浙网站全部登上新车广告，阿里妈妈人形象地管这种产品叫做“一夜成名”。

　　这种 对广告资源的排列组合还不是马云想要的最后结果。按照马云一贯的思路，他只做平台，但是为了预热市场，他们必须得先做出一些产品示范。“如果把阿里妈妈上 的广告平台比作股票交易大厅，‘一夜成名’就是基金公司，对几十万个网站批量购买投放，我希望三五年之后，彻底开放平台，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成为基金公司。 ”吴泳铭说。

　　如果最后一定要说出这家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的话，一定是它正致力于把几十万、上百万，未来会更多的中小企业牢牢抓在手上，为它们寻找推广路径，无论是互联网、手机或者线下。

　　从这个角度说，它目前还没有竞争对手，它的竞争对手们都把眼睛盯在互联网上面。这究竟会是殊途同归还是南辕北辙？

赵半狄的抵制檄文虽然逻辑混乱，但是他知道怎样点中官场的穴位，文中充满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敏感词”：莎朗·斯通，斯皮尔伯格，等等，等等，他深知其中的游戏规则：有一些东西，哪怕只有一个人提到，也可以宣布代表十三亿人，足以吓得一些官员手忙脚乱。

如果靠一些敏感词来决定行政作为，那就可能导致如此荒唐的结果；只有建立一种有效的评估机制，来决定各种不同的抗议应该分别受到什么样的对待，那才是一种社会的常态。

一名年轻女子山难受困3天，都没见到搜救人员，她急中生智，把鲜艳胸罩丢上路过的高山运货缆车，发出求救讯号，才让救难人员找到她所在位置，捡回一命。

　　24岁的美国女子洁西卡布朗上周一在德国巴伐利亚山区健行，不料天气突然变坏，她迷失方向，又摔了一大跤，跌落5、6公尺的山坡，导致她头部、肩膀、脚踝都受了伤，受困在海拔1250公尺的山区。德国当局虽出动直升机搜救，却找错方位，一度以为她已坠落深谷，放弃救援。

　　布朗在山区找到急救箱，取出里面的饮水和乾粮，熬过70多小时，她见到空中有运送木材的无人缆车经过，赶紧脱下胸罩抛上缆车，缆车到站后，卸货人员看见这件尺寸36DD的鲜艳胸罩，猜测是山难者求救，立刻报警，搜救直升机数小时后沿着缆车路线找到布朗，将她送医。

 美国MM胸大脑也大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融入中国主流社会的维族会更多，但要求更明确自治权、甚至要求独立的诉求也未必会在短期内消失。

“如果我说不是中国人，是不是就成了恐怖分子？”

我们可以把云计算想成是开放平台的后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螳螂是开放平台，黄雀是云计算。比如说要在我的平台上开发应用当然要用我的数据，随用随取，当然用的话要付费，按水电一样用多少付多少。

当那些与平台有关系的商业组织们，比如说电子商务面对的零售商、Google面对的中小企业主也需要利用这些平台做开发的时候，云计算成为一个产品的威力也就显现出来了。其实说白了，这些公司开放平台的最终目的是在设立自己未来的盈利模式——卖自己的数据。现在，Amazon、Google还在靠卖图书和广告赚钱，未来十年，说不定他们的主要收入就靠卖数据赚钱了。

从开放平台到云计算，其实就是在发动C搞来B，这种方式我们从淘宝身上就能看到，用C们来提供商品获取流量，在平台成型后靠B来盈利。如今在所有的开放平台上也遵循着这个路径，发动个体用户先来造势，然后那些商业组织们随着势也来到这些平台上，这时候他们就会落入这些公司早就设计好的云计算套子里。

它的极端形式是德国古典权利哲学经常提到的“紧急避难权”。自我保存权是说，人没有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助别人的法律义务（不是说没有道德义务），你不救，没有法律责任；你救了，有道德荣誉。范跑跑说“无所谓高尚”，那是为了逃避自己的义务而故意贬低道德情操。

关于“紧急避难权”，康德的定义是，“当我遇到可能丧失自己生命的危险情况时，去剥夺事实上并未伤害我的另一个人的生命的权利……事实上没有任何刑法会对下述的这样一个人处以死刑:当一条船沉没了，他正在为了他的生命而推倒另一个人，使后者从木板上掉入水中，而他自己在木板上免于死亡。”推人者虽然可以免于死刑，但绝不可能标榜自己在追求自由。

戊戌变法经常被拿来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比较:

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他们推翻德川幕府,把大政归还天皇。

1871年废藩置县,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同年成立新的常备军。1873年实行全国义务兵制和改革农业税。另外还统一了货币。明治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新式银行。到20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

明治维新结果:日本成为唯一一个没有沦为殖民地的亚洲国家。

 戊戌变法的失败却预示着中国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亚洲国家。

 中国现在也被赋予了大陆的含义，可能中华二字要更好。

 true or not?

马英九现在面对的困局其实反映了民主政制的一些难题。我们知道经过选举上台的政党，除非遇上得票不过半数之类的情况，否则是用不着找外人组织联合政府的。尤其以国民党这回胜选幅度之大，马英九大可在“内阁”人选上全面起用己营人马，让台湾政坛一片蓝天。但是在一个存在着严重政治分歧的社会里面，一个胜选的执政党却又必须小心在意反对派的感受，特别是在反对派虽死不僵余威犹在的情形底下。一方面，胜选者大可自称代表了主流民意，要完全依照民意的授权行事；另一方面，民主的基本精神又告诉我们要防止大多数的专政，要尊重少数派的意愿。赖幸媛任命事件所引起的风风雨雨，正好突显了这个两难的处境。假如马英九很刚硬地挺赖到底，反而会被他的选民认为不够魄力；但他若受压软化，绿营的支持者则会觉得他不是个能够包容异己的领导人了。

要解决这种局面没有多少原则理论可言，通常靠的就是政治人物的智慧与手段。不过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追问那个令到马英九进退维谷的“政治分歧”到底是什么；它当然就是人所共知的蓝绿之别、“统独”之争了。马英九找深绿背景的赖幸媛主管两岸事务，他的前设就是这条割裂台湾的分野仍然存在，国民党的大胜没有根本转移台湾政坛光谱的轴线，所以他才要以这一步怪招表明自己不统不独的中立态度，尽量让一切保持原状。

我觉得赖幸媛任命事件的根本问题正出在马英九的这个判断之上。他以为经过一轮强弱悬殊的选举之后，传统的政治分歧依然没变。这个判断太过保守了，完全忽略了政局动态演化的可能。不是说绿营全部蒸发掉了，更不是说台湾人选出了国民党就表示人心盼统，而是国民党的胜利多少说明了选民期望看到第三条道路的出现。在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与深绿坚守的“独立建国”之间，台湾人想要见到的未必是不统不独的无所作为，而是两个极端间更广阔空间的存在。面对统一和“台独”这两种立场，马英九本来可以构造出全新的方向，推出有国民党特色的新选择，不只给对岸多一种参考，也消灭了深绿原教旨主义主导议题的能量。可惜他没有，他这一步貌似均衡蓝绿的人事任命反映的不是大胆，而是过分的保守和小心；人家想你画出新的颜色，结果你只是在一片蓝彩中抹上几许绿点；蓝还是蓝，绿还是绿。

 难得的好节目

他指出，中国重新自我封闭并非绝无可能，文革时的闭关锁国和盲目排外，便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欺凌以及日本侵华有着很大的关系。

 事情总是很复杂

，回顾改革以来的进程，似乎存在两种显著不同的改革进路:第一种是民众率先进行规则、制度创新，而明智的地方官员、甚至中央政府部门通过制定政策或修订法律，承认民众的这种创新，使之变成正规的制度；另一种进路则是地方强势官员或中央政府某些部门自上而下地推行某些改革措施，这方面的改革多见之于国有部门及政府领域。

两种改革进路的后果是大不相同的。民众自发创新、政府事后认可的进路，大体上皆达成了扩大人民民主，有利于市场、法治制度之发育完善，各方——甚至包括政府——的利益也大体实现了多赢。政府强势主动推动的改革有些取得了成就，但有些也产生了某些负面后果，比如，教育、医疗、国有企业产权等领域的改革，都出现了权利、利益严重失衡的局面。

 他们敢放吗？

 乔姆斯基这厮挺牛的

Jiang Yu就会睁眼睛说瞎话

能不能不要户口呢？当然也可以。条件是你的年薪必须超过10万或者20万。只有这样，你才能消弭由户口所招致的损失和影响。问题在于，对于大多数必定是平庸的就业者来说，这10万甚至20万的年薪，犹如镜花水月般虚无缥缈。不想被政府和企业所胁持的后果，只能是在浮世不安中度日如年:你的全球通手机不能入网；马上要办暂住证；存折丢了，可以挂失却不可取钱；不能买经济适用房；孩子上学要交赞助费；甚至，连死了火化都不能在当地进行。

古人尚且有“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闲情逸致，而没有户口的日子，很可能是梦里都知身是客啦。户口就像霍桑笔下海丝特·白兰脸上猩红的红字一般，是一种耻辱和歧视的见证，无止无休地提示着你“二等公民”的身份。

户口，不仅意味着权利，更意味着尊严。有些人甘愿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在匍匐中暂得平静；有些人牺牲了前者勇敢地选择了后者，在高亢中挺立成一棵树。然而，无论你怎么选择，都必然以失去为前提。玛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说，一个正派社会的首要条件就是“不羞辱”，但坚硬的户籍壁垒却恰恰构成对每一个人的羞辱——本乡人也可能成为异乡人，户口制对所有人都是一种挥之不去的魅影。

一边喊着杯葛奥运开幕礼，一边则杯葛法国货。但在这场杯葛潮中，双方都暧昧含糊。

　　首先是西方的暧昧。支持西藏的运动看似是真诚的，但我们却可观察到，当中每每伴随着反华情绪，情况有点像30年前对日本的敌意。大原则和人权旗帜下隐藏的，是对中国的恨意——中国就像30年前的日本一样冒起，影响全球权力平衡。我们对全球化的恐惧，其实更甚于对“中国制造”的恐惧。我们为什么比达赖更亲西藏(毕竟达赖也没呼吁杯葛奥运)？说穿了，在扞卫“普世价值”的冠冕堂皇说法下，却是跟“普世价值”相违的种族主义味道——而我们还自以为是“普世价值”的体现。在这件事上，我们并非只是出于单纯的情感，当中实混入了以下的心态：面对全球化象徵的中国，我们有点不知如何是好。

　　奥运被双方复杂情意结挟持

　　但中国的反法浪潮同时亦有其暧昧。自京奥圣火传送在巴黎受辱后，法国便成为中国民众最方便的出气袋。但在这反法情绪背后，却同样有一言难尽的复杂。中国当局深明，民族主义激情其实是对很多不满情绪的渲泄。当局每每利用民族主义来纾缓社会压力，但民族主义却很快变得不受控，就像05年的反日浪潮一样。顺带一提，那次针对日资的浪潮虽远比今次反法示威激烈，但对日本企业却没什么影响。

　　可见，奥运已被双方复杂情意结所挟持。

人员的变更亦带来理论的变化，虽然昨日的讲者仍强调“中国特色”，但未再如以往般重提“生存权”、“发展权”的旧调，反而推出了“集体人权”的新提法，声称“既重视保障个人人权，又重视保障集体人权”。

　　李君如表示，中国的人权事业能否健康发展与中共是否有正确的执政意识息息相关。他说，“在一些人心目中，执政意识就是牢牢掌控权力的意识。这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可谓一针见血。

当“奥运应否政治化”变成相当政治化的议题，评论焦点都集中在杯葛、施压、反围堵一类行为，却忽略了奥运和民族主义挂的本身，其实就不是必然产品；比赛那些国旗国歌英雄爱国事，都是人为建构的概念。

　　国家定义由模糊走向绝对化

　　今天被称为现代奥运之父的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其实是法国民族主义者、多于今天我们定义的世界人本主义者，他复兴奥运的导因之一是法国在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大败，促使他相信加强体育教育是拯救法国的途径；顾拜旦毕生推动的童军，原来也为同一目标服务。否则，现代奥运完全可像古希腊那样，以城市为单位，又或以赞助商为单位；这里的民族主义，源自一重建构。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虽已发扬光大，但民族国家的定义依然有一定弹性﹕除了世界盃容许四支英国队伍参赛的特例，澳洲早期参与奥运时是否算是国家也模糊不清。早期奥运会亦容许跨国运动员组队参赛，所以在历史奖牌榜有一些“0.5面金牌”的记载，例如英国运动员可与美国运动员组队参加双打。直到二战后，现实主义兴起，主权国家的定义变得绝对化，竞赛场上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具有排他性，这是另一重建构。

　　就是奥运必须以民族国家(或被容许的行政实体)为单位，为什么运动员领奖时必须奏国歌？中国“国歌”在1896年首次出现，当时李鸿章访问欧洲，在各国代表唱国歌后才知道中国没有国歌，唯有清唱一首喜爱的古诗代替﹕“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不伦不类之至，他却成了中国史上唯一能在国际场合“自选”国歌的人。

　　就在那年，举行了第一届奥运。要是每名运动员都有李中堂的权利，香港获奖运动员自选演奏陈冠希的《香港地》，奥运不难同时成为音乐交流场所。当仪式变得千篇一律，只能指向硬梆梆的民族主义，这又是一重建构。

　　奥运成政治角力场的必然性

　　假如在同一国家内，运动甲有大量优秀运动员，运动乙只有一名优秀运动员，运动甲的专才自然被国家配额制支配。这安排貌似保障了体育弱国的利益，其实它也是一种“平权”，不少优秀运动员不过因为来自同一国，就得不到表演/进步机会。为什么运动员的质素不是入场券的第一标准，这再是一重建构。

　　这些民族主义的建构有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让奥运变成民族国家的政治角力场。历届国际奥运会让比赛变得愈来愈民族主义化，也有必然结果，就是令奥委会成了影子联合国，得到政治影响力。在这为各国民族主义度身订做的平台，就是有心人真的要谈人权一类普世价值，自然会被受压的一方视为虚伪。假如民族主义者否认这平台是他们的平台，同样宣传奥运与政治脱，这自然被另一方视为更虚伪。

三联生活周刊：百度占据了国内搜索市场70%以上的份额，Google在全球则超过55%。巨型搜索引擎对于互联网信息访问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是否已经形成了垄断的苗头，新兴的搜索引擎还有机会吗？

　　刘建国：目前还无法定义垄断，信息是流动的，瞬间就可以流向新的源泉。我认为信息检索领域还有很多机会，目前控制搜索市场的巨头都走的大而全路子，根本无法满足用户的细分要求，你输入一个关键词，跟同样其他输入查询者，都最终获得一样的搜索结果，千人一面的信息同质问题严重，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满足互联网以人本为中心的思想。现在搜索商业模式存在着很多信息噪音，精准广告的商业模式压过了信息检索效率的技术追求，这就是我做爱帮网的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百度以前搜索技术的核心设计者，你认为搜索技术本身是否已经到头了，还有多少再进步的机会？

　　刘建国：搜索技术再升级的机会永远存在，因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文明随时在进化。目前互联网世界形成了两种流派，一派是Google，崇尚机器搜索的算法套路，另一派则是facebook崇尚的以用户自我堆砌创造的关系型信息检索，很难说哪种更好。但是Google代表的机器搜索引擎，确实已经构成了现在互联网文明的入口，而且我认为信息入口的取向不可能改变。我创业的爱帮网恰恰就是希望坚持搜索作为入口的基础上，深入切入到垂直搜索上，让毫无节制的信息世界，形成以人本生活为基础的分类，这样就能在兼顾搜索算法的同时，更能倾听网民信息行为的细节。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已经忘记了新浪创始人王志东，你作为百度前任首席技术官，跟王志东一样是程序员出身，并且也离开上市公司再创业。包括搜狐前任总裁古永锵，以及搜狐前总编李善友，都没有走出再创业后的超越老东家，你如何看？

　　刘建国：这确实是需要总结的问题，你会注意到所有再创业的人，都没有选择以前公司的业务模式，包括我融资500万美元创立爱帮网，也没有把自己的搜索技术放在那种海量搜索上，而是将搜索技术引入到生活实用性上，作成一个信息获取的工具。我认为中国互联网从商业规律和人文生态上，都没有成熟，没有形成以技术推动的进步，更无法形成跟随技术变化的商业新陈代谢。于是我们看到很多第一代互联网公司因为上市了，就可以挂在股市上吃老本，而那些有技术的年轻人却苦于创业投资上的困境。

英国学者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 )说，很多人只看到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却没有注意到中国在政治、经济与国际事务思想上的蓬勃发展与创新。

　　他在一篇题为《中国新知识分子》的文章中说，中国的思想界正在就国家的未来展开着激烈争论. 这些论辩所形成的观点，最终可能改变整个世界。

“新右”对“新左”

　　“新右”学者是80年代到90年代改革中的核心力量，他们认为必须把现有公共部门全部打碎，把国有企业私营化，萎缩政府规模，仅剩下保护私有财产的功能。他们相信，只有当一个新的，在政治上活跃的“有产阶级”出现后，中国才有自由。

　　社会调查显示，“新右”是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一群。民众对改革的代价越来越不能忍受，下岗工人群起抗议，非法拆屋以及工资拖欠等问题引起了公愤，造成社会不安。

　　“新右”的市场万能观点也受到了“新左”的挑战。在这场论战中，市场与国家、沿海与内陆、城镇与乡村、富人与穷人的对立都被提出讨论。

　　“新左”要一个比较温和的市场制度，备有能减轻社会不公平的安全网，还要能保护环境。他们想要发展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

　　北京似乎微妙的向“新左”观点倾斜。2005年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和谐社会”蓝图，这是从1978年以来第一次没有把经济发展作为高于一切的国家目标。计划增加退休金、失业补助、医疗保险，改善农村卫生与教育条件，并制定减少能源消耗的目标。

“全球化”模式与民主化的方向

中国“全球化”的模式也是独创一格的，并且高度有效。很多中等或低收入国家都到中国取经。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20个国家有3000多个学习中国模式的经济特区在建设。

　　全球化原是市场经济的全面胜利，而中国则显示了国家资本制度是最大的得益者。

　　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也在摸索“民主化”的新方向。

　　俞可平告诉莱昂纳德，就和经济的休克疗法一样，仓促激进的民主改革同样会导致失败。他提倡从草根开始的渐进从下而上的民主改革，希望通过在党内首先促进民主来推动民主。

　 　中国思想家认为，所有发达民主目前都面临着政治危机：投票率下降、政治领袖没公信力、政党党员日益减少、民粹手段盛行。多党选举制虽仍是西方政治模式的 中心，许多从政者已开始采用新措施来弥补其不足。中国新一代政治思想家认为，应该只在边缘使用选举，决策时则以公开咨询、专家研讨、社会调查为主。

　　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房宁打了个比方，西方模式民主有如一间菜单固定但食客可以选择不同的厨师的饭店，顾客不能选择菜色。而中国模式则是厨师固定，但菜色可以通过商讨来改变。

　　中央似乎愿意放手让地方进行各式各样的政治试验。成功的案例，如重庆的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纷纷被其他城市仿效。

　　一党制在中国能维持多久，没有人可以断言。不过，这个政权已经发展出越来越熟练有效的技巧，以延续其生存，同时防止民众不满情绪的滋生。

　　在有关全球化的辩论中，中国已经证明，集权政权是可以带来经济成长的。将来，集权商议的模式或也可以证明，一党制国家能取得某种程度的大众合法性（popular legitimacy ）。

“自由国际主义者”

对“中国新保守派”

　　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国际外交方针的辩论。

　　 目前自由国际主义者处于上风。他们主张中国应该尊重国际体系的传统规则，避免冲突，并说服他人中国并不是威胁。缔造“中国和平崛起”一词的郑必坚认为，中 国需要利用华盛顿的不得人心，投射它自己的“软实力”。他希望北京通过推广基于经济发展的“中国梦”（来帮助穷人），来回应关于个人成功的“美国梦”，并 尊重主权和国际法（来捍卫国家独立）。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今定义了胡锦涛的外交政策。

　　新保守派代表着毛泽东时期挑战西方霸权政策的新观念。当中包括了学者阎学通以及海军少将杨毅。他们认为中国应该不那么侧重于安抚华盛顿，而应该更加关心北京自己的重点事务。当中包括抵制海外的民主推销和人道干涉，以保护中国及其盟国不受外来干预。

　　新保守派采纳了多边主义，并把这个概念转变成实力投射的工具，在加强中国独立性的同时，发展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联系，其安排将排除中国的大对手美国。

　　他们努力说服外交部，区域一体化将给中国带来各种各样的实际利益。而北京似乎慢慢让步；它现在支持仿照欧盟的“东亚共同体”的概念。中国将扮演核心角色，犹如欧洲的法国或德国，而日本将是局外角色，犹如欧盟背景下的英国。

　 　开放以来，中国遵循的变革模式是先来小规模的，然后再扩展。例如，在国内，它首先在经济特区引入自由市场，数年后扩大到全国。预计在国际领域的情况也类 似。北京已经开始迈出建立新体系的婴儿小步，在东亚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组织的创立工作中充当先锋。这些组织以中国价值观和规范为基础，而不是以西 方的为基础，代表了北京可能在未来加以扩大的楔入口。

　　中国缔造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道路，以国家高度控制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为特色。 非洲、中东、中亚和拉美等地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寻求遵循这条道路。中国越是富裕越是强大，“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就越大，而且它对冷战后主导国际事务的自 由民主范例就会构成更加真实的威胁。

（我们现在感觉很好，并不象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平等，虽然有个别不良现象，但仍在中国人民能够忍受的程度之内）。现在，13亿中国人的广泛共识是，当今的中国需要中央集权的强有力的政府来保证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

而且，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虽然我们也很感兴趣，但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民主模式还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共识。因此，中国人选择维持现有的政治模式，今后，当中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后，也会着手进行政治改革。

一个国家构成了一个政治-社会共同体，它必须承诺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理共同体，更重要的是权利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因此，爱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内捍卫每一个人的权利，二是对外捍卫国家尊严，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

故而，如果我们真的“爱国”，就要问一下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否是别人所强加的，是否只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只受心理驱动，是不是和平地展示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力量，是否会反过来伤害到我们自己；我们抵制这抵制那，在运用自己的自由时是否尊重了他人的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否做了追求政治正义，捍卫人的权利，从而让国家变得可爱的事。

如果不是这样，越用不受理性支配的行为表达爱国，越能让我们的国家变得不可爱。

 中国没有说话的自由，更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DURHAM, N.C. — On the day the Olympic torch was carried through San Francisco last week, Grace Wang, a Chinese freshman at Duke University, came out of her dining hall to find a handful of students gathered for a pro-Tibet vigil facing off with a much larger pro-China counterdemonstration.

Ms. Wang, who had friends on both sides, tried to get the two groups to talk, participants said. She began traversing what she called “the middle ground,” asking the groups’ leaders to meet and making bargains. She said she agreed to write “Free Tibet, Save Tibet” on one student’s back only if he would speak with pro-Chinese demonstrators. She pleaded and lectured. In one photo, she is walking toward a phalanx of Chinese flags and banners, her arms overhead in a “timeout” T.

But the would-be referee went unheeded. With Chinese anger stoked by disruption of the Olympic torch relays and criticism of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 Tibet, what was once a favorite campus cause — the Dalai Lama’s people — had become a dangerous flash point, as Ms. Wang was soon to find out.

The next day, a photo appeared on an Internet forum for Chinese students with a photo of Ms. Wang and the words “traitor to your country” emblazoned in Chinese across her forehead. Ms. Wang’s Chinese name, identification number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were posted, along with directions to her parents’ apartment in Qingdao, a Chinese port city.

Salted with ugly rumors and manipulated photographs, the story of the young woman who was said to have taken sides with Tibet spread through China’s most popular Web sites, at each stop generating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raging, derogatory posts, some even suggesting that Ms. Wang — a slight, rosy 20-year-old — be burned in oil. Someone posted a photo of what was purported to be a bucket of feces emptied on the doorstep of her parents, who had gone into hiding.

“If you return to China, your dead corpse will be chopped into 10,000 pieces,” one person wrote in an e-mail message to Ms. Wang. “Call the human flesh search engines!” another threatened, using an Internet phrase that implies physical, as opposed to virtual, action.

In an interview Wednesday, Ms. Wang said she had been needlessly vilified.

“If traitors are people who want to harm China, then I’m not part of it,” she said. “Those people who attack me so severely were the ones who hurt China’s image even more.”

She added: “They don’t know what do they mean by ‘loving China.’ It’s not depriving others of their right to speak; it’s not asking me or other people to shut up.”

In a flattering profile in 2006, Ms. Wang was described in a Qingdao newspaper as believing she was “born for politics.” She writes poetry in classical Chinese, plays a traditional string instrument called the guzheng, and participated in democracy discussion boards back home, she said.

Ms. Wang said she was not in favor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but she said problems could be reduced if the two sides understood each other better.

Since riots in Tibet broke out last month, campuses including Cornell,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have seen a wave of counterdemonstrations.

When Ms. Wang encountered the two demonstrations last week, the Chinese students seemed to expect her to join them, she said. But she hesitated.

“They were really shocked to see that I was deciding, because the Chinese side thought I shouldn’t even decide at all,” she said. “In the end I decided not to be on either side, because they were too extreme.”

Daniel R. Cordero, a member of the Duke Human Rights Coalition and an organizer of the pro-Tibet vigil, said he was handing out literature when Ms. Wang came up and pointed to the counterprotesters.

“She was like, ‘Why are you focusing on the Duke students? Let’s have a dialogue with these people,’ ” he said. “And I’m thinking, oh come on, seriously, that’s not going to help anything.”

Some of Ms. Wang’s efforts to mediate were met by insults and obscenities from the Chinese students.

“She stood her ground; she’s a really brave girl,” said Adam Weiss, the student on whose back Ms. Wang wrote “Free Tibet.” “You have 200 of your own fellow nationalists yelling at you and calling you a traitor and even threatening to kill you.”

At Ms. Wang’s behest, he ultimately spoke to some of the Chinese contingent, finding, he said, that “we could compromise and say we all wanted increased human rights for all Chinese, and especially for Tibetans.”

Sherry, a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 who declined to give her last name for fear of being harassed, had a less heroic view.

“She claimed she wanted to mak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both sides, but actually she did nothing before that night. She didn’t communicate with any organizers and actually was just performing,” Sherry said. But she called the backlash against Ms. Wang “horrible.”

“There are a few students that are very angry at her,” she said, “but there are many others who try to protect her, try to speak for her. Actually, the majority didn’t think she did so wrong to be treated like that.”

She said Ms. Wang had squandered some sympathy when, in an article in The Duke Chronicle, she blamed the Duke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for helping to release her information through its e-mail list.

This week, three officers of the association explained in an open letter that the mailing list was public and called the verbal attacks on Ms. Wang “troubling and heinous.” Her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other offensive posts were removed “once they were brought to our attention,” the letter said. Student groups criticized the association for allowing them to be posted at all.

Zhizong Li, th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referred most questions to the university but said that only about a third of the pro-China demonstrators were association members. Duke has just over 500 Chinese students.

Ms. Wang, who has retained a lawyer, said pulling her personal information off the Web was not enough. “I will be seen as a traitor forever, and they can still harm my parents,” she said.

But for a woman under threat of dismemberment, she seemed remarkably sanguine — even upbeat.

“My parents are very tolerant to me,” she explained. “They were really disappointed in me for a long time, and I persuaded them to think differently.

“If I can change my parents, I can probably change others.”

这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观念的对决   

阿啃1919

    目前因为奥运火炬传递之中发生了一些抵制，一时间民族主义又成了一面大纛。一般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表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西方在妖魔化中国；西方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崛起。说我一点也不惊奇是不对的，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强烈，远远超过我的预期。诚然这是党国多年教育的结晶，可是由此我也发现，我这几年对于中国社会整体观念的进步的乐观判断，可能是错了。也就是说，本来我觉得911以来，网络的力量、媒体的进步，已经使得思想启蒙和权利启蒙部分的实现了，并且仍在不断的突破中，但这一次，给我当头一棒——事情远未像我想象那么乐观.

   所有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朋友，这次遭到了强烈的挑战。这个挑战一方面来自视自由主义为对立面的民族主义者，胡适所谓的“爱国颠”；另一方面更来自自身，即，在这次剧烈的观念的冲突中，自由主义者如何保持自身的客观、理性、冷静，从而能透过奥运、藏独、民族这样的词汇，更深的去观照我们这个生活在极权主义体制下面的民族的每个个体的命运。<BR>　　<BR>　　这之中尤其值得关注的一件事便是南都长平的事件，某网络专门聚合一批力量来声讨长平及南都，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大的事情。重大不是说这次声讨有多少深刻性，从他们的观念来看，没什么新意，大不了就是“汉奸”这个词语，一般的民族主义者都很善于占据道德高度，汉奸这个词语一出，你似乎再怎么分辨都不行了。这跟他们对《色戒》电影的评论是一样的。<BR>　　我们都知道，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幼稚病，凡是说我好的，我便喜欢，反之则讨厌，这跟6岁小孩跟大人去看电影一样，他总是会问大人：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民族主义这种情绪，其实是一种以血缘亲族的亲疏关系为依据的价值观，血缘远近决定一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人类的蒙昧时期才会信奉的价值观。而如今，已经是21世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久矣，怎么还会这样？尤其是奥运会，这是承载最多数的人类对自由这一价值观念的一次盛会。世界上最为多数的国家，主流的观念，告诉我们，人类能够超越种族、血缘、政治偏见等等，在共同承认的一套规则里面公平竞争、费厄泼赖。从这里看，办奥运会和加入“WTO”有一致的地方，就是，我们用这样一种姿态，告诉世界，我们愿意认同世界上最普遍的游戏规则，也愿意按照这一游戏规则办事。这本来是一件好事。<BR>　　<BR>　　从围剿长平以及南都这件事情的操作方法来看，也没有新意，无非就是这样，集合一批力量，借助某些媒介，最好还能有官方的力量，这样，就能把对手弄到万劫不复之境。从胡适那个时候起便是这样的。而这时，所有自命为自由主义的人们，他们的做法与此不同，他们基本上不屑于为了某一个东西而聚合，更不会为了一个利益而联合，甚至每个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个体之间，他们各自的意见也是不统一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自由主义者的原因。但这就决定了在任何一次论争中，自由主义者在表面上看起来都像失败者。这次也一样，某网络的文章一长串，不知道有多少字节。而相反，南都以及长平，都十分克制。

我最近的观察，包括对南都事件的关注，包括现在网上对藏独、对所谓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声讨的情况来看，这似是911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网络民意对决。并且我发现，一涉及到国家统一这个话题，很多一直能够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能够客观看待国内一些违反人权、侵犯公民权利等事情的朋友，他们的观念也有跟我不能相合之处，我倒觉得，他们这次有不对的地方。这件事情，非常复杂，头绪万千，众多的因素聚合起来，形成目前的形势，我想我们都应该冷静的来思考一下。

第一个词语，奥运会。本来我对北京办奥运会，有一种矛盾的情绪。首先我很厌恶官方将这次机会作为最大的面子工程的做法。和谐、团结，这是每一次大型盛会必须营造的主题。于是有异议分子、不安定人士，先控制起来。我一位朋友是乡政府的，他有一年两会的时候，有一个任务，就是请当地一位喜欢上访的农民打麻将，打他一个月麻将，就和谐了。在我们这里，奥运会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事情，集举国之力，办一城之事，我们的血汗钱为北京改造了蓝天绿地，关键是在奥运会其间，我们未必能顺利去北京旅行。<BR>　　但我还说对奥运会持谨慎的乐观，如前所述，这毕竟是人类一套公平的游戏规则，你举办了，必然需要认同这一套游戏规则，这对于整个国家走向自由开放，未尝没有帮助。基于此，我对奥运会有审慎的欢迎，毕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媒体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我不知道这以后会怎么样。<BR>　　也是基于此，多数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西方人一根筋，既然你办了奥运会，就是你认同普世价值，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容忍达尔富尔的种族大屠杀，你怎么还能支持缅甸的军政府独裁？这时候外交部发言人代表的中国形象，实在肮脏，我甚至觉得这男女两位发言人，是全中国最为丑陋的面孔，说瞎话说得“义正辞严”，每一次都使我深以为耻。羞耻还来自他们的话语方式，他们说的话从50年代以来没变过，还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人，等等，就不能学习几个新词汇？从这个角度看，还是萨哈夫可爱。<BR>　　在西方，我想，有人对奥运火炬 ，这是基本的公民权利，并且，奥运会既然是代表着一种基本的价值关怀，那么，奥运会允许有人反对奥运会，也是应有之义。就像美国的星条旗象征美国立国的基本理念，那么，焚烧国旗，便是这一理念所包含的自由权利的一部分。所以，希腊采集圣火时有人抗议、火炬传递时有人抗议，这是奥运会的基本理念所涵盖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对。<BR>　　并且，从网络的照片看到，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还是旧金山，对企图用暴力夺取或者熄灭火炬的人，都是坚决制止，决不手软的。这又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表现——人们呼唤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现在国内有一种观念，就是你反对火炬传递，就是反对中国，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还有人发起大签名，还有人发起抵制法国货，真是不知所云。闹剧一场，不必太在意。&nbsp; </DIV>
<DIV class=rcon>　　问题最大的我觉得是藏独这个词语。我第一个直觉是，藏独这个词语是可疑的。这个词语屏蔽了很多另外的东西。正如我们官方刻意制造的“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词语，似乎意在告诉我们那3年受到的灾难来自自然，但是我们知道，那三年即便不是历史上最为风调雨顺的三年，至少也不是遭灾最严重的三年，这个词语仅仅想遮蔽“人祸”这个词语，是无以复加的暴政造成了三千万民众的死亡。类似的词语很多，比如“四人帮”，这个词语遮蔽了极权主义政权其权力组成和运作本身的罪恶，而又跟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培养的人格相合——国君总是英明伟大的，只是有一些奸臣而已。<BR>　　所以现在一说藏独分子，我就想，他们那些人，淹没在旧金山华人的人海战术（中国特色啊！）里，挥舞雪山狮子旗，一部分可能真的主张藏独，但很多一部分，恐怕仅仅是为了表示对西藏人权灾难的关注。即便主张藏独的，我想，我们是不是能考虑一下，究竟为什么他们要独立，这一点很多人都提到了，即便坚决反对藏独的人，也在考虑，是不是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出了问题？<BR>　　我对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了解不多，但是出于对这个政权的了解，我相信，必然有某种隐情在里面。只要想想这个政权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的，便可以推知一二。土改、三反五反，等等，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将看到这些史料。而在宣传上，官方的资讯总是断章取义，即便是最近所谓的314西藏事件，我们又知道什么呢？我能指出的一点是，这件事情是3月10号开始的，可是所有国内媒体都仅仅从3月14日开始说，我们不知道10号到14号之间发生了什么。这样的宣传，显然不能说服我。<BR>　　这次在媒体上和网络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便是指责西方媒体运用假照片、对照片进行有意剪裁等。显然，这是最近出来的新的回击西方批评的方式，此举也使得很多人相信，在西藏这件事上，西方采取了双重标准。于是更加义愤填膺。但是稍有一点美国国情常识的人，都会对美国的媒体报以一定的尊敬，它可以将五角大楼的绝密情报在纽约时报公开连载，而不惜与国家强力部门对簿公堂。所以，即便事情“假作真时真亦假”，西方新闻自由的传统和媒体的良知，还是在的。出于对cctv原则上的不信任——这是它咎由自取，我无法断定其所陈述的是否事实，而出于西方新闻自由的传统的信任，我不敢断言他们运用了假照片。鲁迅说过，他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请记住，他的对象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或者美国人。所以我不敢说cnn是不是做假了，但我可以断定，纸馅包子的事件造假了。<BR>　　<BR>　　但显然，最近这起所谓的藏独事件，已经足够复杂了。这里有三个东西可以谈一谈，一是大一统的观念，一是大汉族主义，还有就是信仰问题。<BR>　　如前所述，“藏独”这个词语，已经粗暴的将西藏事件定性了。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一种话语暴力，这遮蔽了西藏人民对其正当权利的一种诉求。与以往的一些事件相比，这一次，民意一边倒的谴责分裂主义，原因很简单，就是汉人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这一观念实在难以打破，因为这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密码。以前很多人的立场是一致的，比如对于黑砖窑事件，这没有二话，可是一涉及到国家统一问题，立场就又有分化了。这么说不是表明我支持西藏独立，而是我想说，不能想当然的听从自己荷尔蒙的支配，任何事情，多考虑一下前因后果更好一点，比如，我们理直气壮的利用“正义的火气”的时候，能不能想一想，我们脑子里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这里我推荐一本书和一篇文章，书是葛剑雄《统一与分裂》，文章是杨小凯《中国统一之利弊》。葛剑雄的研究表明，中国有史明文记载的情况，分裂的年份比统一的年份长。而杨小凯的文章，网上都可以搜到，实在是非常精准的论述，我其实只要引用便够了，不用再费唇舌。<BR>　　并且西藏还不一样在于，藏独未必没有他们的依据。根据伊恬博客的文章《驻 藏大臣入 藏以前的西 藏》，作者的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即便到了清代，也没有建立类似内地这样的对这个区域的有效管制。<BR>　　“西 藏在历史上曾两度“纳入中国版图”，第一次是在元朝，作为与蒙古族结盟的统治势力的一部分，凌驾于汉 族之上；第二次则是在清朝，尤其是雍正五年（1727）设驻 藏 大臣之后。笔者的观点，一是在清朝建国之后直到雍正五年之前，西 藏在中国是朝贡国的地位而非内附地方的地位，其与中央政府的联系甚至不如朝鲜来的紧密；二是雍正五年之后，清政府虽已对西 藏派遣驻 藏 大臣，但其管理并不严密，西 藏本地的宗教政府体系在当地的统治中仍占主导地位，这是与目前大不相同的一点…………然而，直到乾隆元年（1735）还有大臣以西藏兵事已平为由请求撤出驻 藏大臣，但乾隆帝只是将驻 藏大臣的员额减少到一名。此后，清政府确实在西 藏长期遣派驻 藏大臣，但驻 藏大臣究竟有多大的权力那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BR>　　<BR>　　大汉族主义这件事情，恐怕多数情况是有意无意的，汉族同胞未尝知道这就是大汉族主义。我们在纯粹汉人的语境中说话，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意识。谁知道藏人究竟怎么想的，谁去考虑过他们的真实感受，谁能做到同情的了解？蒙福建庄兄寄给我唯色的作品集，我读了一些，算是开始有一点点敬畏。其实唯色最早引起我注意的不是这本文集，而是她一首不能在国内发表的长诗。尽管我看到的是汉语写作的诗歌，但我能明白那里面有一个民族的创巨痛深。建议大家去搜来读读。再比如，铁路修到拉萨，这件事情究竟有没有什么不太对劲的地方呢？汉人政权一厢情愿，还觉得这是政绩，是巨大的进步。韩红唱《天路》，声音一贯的尖锐有穿透，我有一次跟朋友在ktv，其中有一女性朋友唱《天路》，我怎么听都觉得不是滋味，这不是自鸣得意又是什么？梁文道引用的穿皮毛事件，也是误解之一，象这样，如何获得藏人的尊重？

　说实话我们还没有学会多民族和平共处，互相尊重。一方面由于汉文化强大的溶解力，你看满清一族今何在？一方面是我们不像美国，各种族在一起，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成天磕磕碰碰，即便不能最终解决种族问题，但毕竟有了观念上的平等。

关于信仰这件事，我们因为多数人是无神论者，很大程度上缺乏一种对别人信仰的尊重，学习一点史怀泽吧，敬畏生命。再读一下房龙的《宽容》。很多东西，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无知才导致的自以为是。

 备份

我们如此渴望地标，仿佛这座城市的三千年历史，还不足以证明自身。这个国家曾以凡事向后看的保守著称，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却以毫不惋惜的抛弃所有昔日、拥抱未来而闻名。在过去的50年中，这种激进的气质逾发鲜明，它在毛泽东生命中最后十年达到高峰，它从最高级的政治生活，扩展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们所遵循的一直逻辑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在现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基于其他形式的理想主义的社会政治运动像共产主义运动一样要求人们同过去一刀两断，以此作为其入门的代价。”

贴在中国身上的“共产主义”的红色标签早已日渐褪色，代之以金光闪闪的“市场”等新标签，但其内在的逻辑却并未有太多改变。我们仍是一种“反历史”的姿态，迷恋以极度理性支撑的“唯物主义”，对于“进步”有着盲目的追逐。

在这寻找新标志的全国性运动中，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被视作其终极目标。北京那暴风骤雨式的建设浪潮的很大一部分为其而存在。新的机场大楼、新 地铁线路、新的体育场馆。我们对于这场体育运动的理解也是数字式的，它要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意味着最多的国家参与、最多的运动员到来、最多的国家级元 首参加开幕式，我们还涉及一次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的火炬传递，它的路线长达85,000英里，有20000名火炬手，它不仅要涉及到中国主要省份与城市，还 要遍及几大洲……不管这一切最终是否实现，但有一点已经极大达到，毫无疑问，北京是历史上最慷慨的主办城市，它所支出的经费要远远超出之前所有的主办城 市。

但令人讽刺的是，在付出这些具体的、天文数字般代价后，我们希望得到却是某种抽象的回报。也就是说，即使我们表现得如此迷恋具体的事 物，但内心真正渴望的却是无形的东西。作为整个国家和个人，我们夸耀了很多对外贸易的增长、中国制造的货物已遍布世界，但是内心深处我们仍觉得，好像我们 还没赢得真正的尊敬，奥运会被理解成中国重回世界中心的标志，它与整个中华民族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屈辱经历有关，重新展示自己的繁荣、安定、强大是几代中 国人的梦想。

作为政权，在一遍又一遍地向它统治的民众宣称物质增长的具体成绩后，它却在担心正失去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以来它对社会提供的 凝集力来表现的，它难以被测量，但你却轻易的可以感受到。所以奥运会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中国社会正面临意识形态消退后出现的价值真空，人们发现除去金钱 外，什么都不值得信任……这个政权急切的试图寻找除去金钱外的某种意识形态上的纽带，以将如此众多的人和如此广阔的地区联系在一起。从在中美关系、中日关 系、台湾问题中激发起的狭隘民族主义，对儒家文化、中国传统的重新推崇，都曾被使用过。但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奥运会的举办，更能激起普遍性的共鸣。体育与科 技一样，看似是中性的、非政治的，而且在过去三十年中，它的确在重新为中国提供新凝聚力，1980年代的郎平、许海峰，都曾给予中国脆弱的社会信心以巨大 鼓舞，姚明与刘翔的崛起，则是一个日渐繁荣、具有全球影响中国的新标志。

成功的举办它，将再度有力的证明现政权的合法性：在1949年之后 对中国历史展开的新尝试中，或许前30年充满了坎坷，但接下来的30年却是一连串胜利，即使1989年的巨大风波也未能逆转，而这场一直向前的历史剧的编 写者正是中国共产党，她借由“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些新的思想工具，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于是，这过多象征意义，则使体育可能滑向了一种极端，它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它排斥反省、不容质疑。

"I don't know if China is any different, b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certainly different," Mr. Cafferty said, according to CNN. "We're in hock to the Chinese up to our eyeballs because of the war in Iraq, for one thing. They're hold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our paper.

We are also runn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r trade deficits with them, as we continue to import their junk with the lead paint on them and the poisoned pet food and export, you know, jobs to places where you can pay workers a dollar a month to turn out the stuff that we're buying from Wal-Mart.

"So I think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as certainly changed," he continued. "I think they're basically the same bunch of goons and thugs they've been for the last 50 years."

Mr. Cafferty clarified his comments on Monday's broadcast of "The Situation Room," saying his phrase "goons and thugs" was intended to mean China's government, not its people.

 people=government?

西藏人是否命中注定要重走美国印第安人的老路? 他们是否最终会被贬低为一个旅游景点，向游客兜售曾经代表着一个伟大文化的廉价纪念品？那种悲惨的命运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而奥林匹克年已经被中国政府镇压藏人反抗的行动弄得变了味道。

中国人肯定逃脱不了干系，但西藏的命运却不像单纯的半殖民地压迫那样简单。有一点经常被人们忘记，那就是众多西藏人，特别是在大城镇中受过教育的西藏人，在20世纪中叶实现西藏社会现代化的愿望如此迫切，以至于他们把中国共产党视作了反抗圣僧和蓄奴地主的同盟。20世纪50年代早期，年轻的达赖喇嘛自己就曾被中国的改革所感动，写下了赞颂毛主席的诗篇。

唉，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改革西藏的社会和文化，反而最终摧毁了它。宗教被打着官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旗号所摧毁，僧院和寺庙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夷为平地（这种破坏常常是在西藏红卫兵的协助之下）。游牧部落被迫居住在丑陋的混凝土建筑物中。西藏艺术则成了被冻结在官方推广的“少数民族文化”传说中的象征与符号。而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则被迫逃到印度定居。

这并不是西藏独自承受的厄运。对传统的破坏和高压之下的文化管制在中国的所有地方都在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西藏人受到的待遇比起大多数中国人受到的待遇还略显柔和。对西藏独特性的挑战也不只是共产党的专利。蒋介石将军就曾在1946年宣布西藏人是中国人，而如果他的国民党当时赢得了内战，他肯定也不会允许西藏独立出去。

如果说藏传佛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的共产主义也几乎未能逃过20世纪的那次大规模浩劫。但资本主义发展对西藏的传统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像许多现代帝国主义强国一样，中国也把物质上的恩惠当成了为其政策合法性辩护的源泉。在长达数十年的破坏和忽视之后，西藏从中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数额庞大的投资和能源中受益匪浅。西藏人也没有理由抱怨自己在中国从一个满目疮痍的第三世界国家到一个活力四射的城市发展奇迹的巨大变革中被甩在了后面。

但西藏付出的代价比其他地方都大。在中国各地，地区身份、文化特色以及传统的艺术和风俗习惯都已经被埋葬在钢筋混凝土和玻璃等现代化建材的下面。所有中国人都在呼吸着同样被污染的空气。但至少汉族人还可以为民族瑰宝的复兴而感到骄傲。他们有资格陶醉在中国力量的苏醒和物质财富之中。而西藏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只有在完全被中国人同化以后才有资格分享这种快乐。否则，他们剩下的就只有为自身身份的丧失而感到悲恸。

中国人对西藏现代化发展的输出不仅局限在建筑和基础设施，而且还扩大到人口领域——成批成批的中国人蜂涌而来：来自四川的商人、来自湖南的妓女、来自北京的管理技术专家、来自上海的党政官员和来自云南的商店老板。拉萨人口的绝大多数不再是藏族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大多还是藏族民众，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太可能侥幸逃脱中国现代化大潮的蹂躏，就好比曾几何时阿帕契人的生活方式在美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消失殆尽。

因为汉语是藏族学校和大学里的教学用语，所以凡是希望摆脱贫困农民、乞丐或者小贩命运的人都必须遵守中国的规则，也就是成为中国人。即使是想要研究本民族经典文学的藏族学者都必须要研究翻译过来的中文著作。与此同时，中国人和其他外国游客身着西藏的传统服饰，在达赖喇嘛原来居住的宫殿前面合影留念。

宗教如今在西藏有一席之地，这一点与中国所有的其他地区相同，但这种容忍却是建立在严格控制的基础之上。僧院和寺庙被开辟成旅游景点，而政府机构则竭力确保喇嘛们举止合规。正像我们从不久前发生的事件中所得知的那样，他们的努力并不完全成功；西藏人的愤懑压抑得太久了。在过去的几周时间里，那种针对中国汉族移民的愤懑终于喷薄而出，起初是在寺院的围墙内，而后又蔓延到了西藏的街道上。这种愤懑所指向的汉族移民既是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力量，也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受益者。

达赖喇嘛一再重申他无意寻求独立。中国政府把暴行归咎于他显然有失公允。但是，只要西藏仍然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就很难想象西藏截然不同的文化特色怎样才能得以保留。西藏所面对的人力和物力实在过于强大。藏族人的数量太少，而中国人的数量则太多。

而在西藏以外，情况则迥然不同。如果中国人要对西藏境内旧有生活方式的消失承担责任，那么他们在境外则无意中保留了西藏文化的根基。通过迫使达赖喇嘛流亡海外，他们确保了在国外建立藏人散居群体，而传统在这种散居群体中保存的完好程度甚至可能超过西藏独立。散居藏文化由于有了回归的思乡梦想而发展得欣欣向荣。传统像价值连城的传家宝一样得到了忠实的卫护，而只要梦想仍然存在这样的状况就会世世代代沿袭下去。

《南方都市报》4月11日第32版的“网眼”颇值一看。版面居中是一幅大照片：六位男士一字排开，中间是一位刚接受献花的靓丽女士。照片来自广西师范大学的官方网站，是该校校领导班子和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组一位秘书的合影。好事的网友通过人肉搜索，得知这位女士是湖南师大教务处的一位科员，被教育部抽调至专家组任秘书。于是，这事在网络上成了新闻。六位校长，一位秘书，接待如此隆重，用一位专家组负责人的口气，可见该校对迎评工作的重视。

　　这张照片意味深长，它最丰富的内涵在于它暗含了一种权力关系。中国是个讲座次的国家，开会、饮宴、拍照无不如此。六位校长两翼，一位科秘居中，这一反常格局，恰恰再正常不过，它以反权力的方式更强化了权力，因为该秘来自教育部。就各高校来说，教育部来人都是钦差，既然是钦差，无论大臣小臣，都不能怠慢；何况评估一事还要在钦差手上通过。我很能理解广西师大在接待上的校长阵容，这张照片再好不过地表征了以广西师大为个例的中国高校和教育部之间的权力关系。

　　就教育部这次在全国高校布置的本科教学评估而言，我作为一个高校教师实在看不出它到底有多少积极意义，除了妨碍正常的教学，甚至有人直接斥其为“造假”。今年3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批评“大学评估太滥，部分公务员借权力指手画脚”，“由于有的学校扩展得过快，结果，教学和管理都跟不上。要它培养出及格大学生，要它的教学评估是优秀，其实是有困难的……，为了应付评估，它就造假，例如假造各种会议记录，实在是很恶劣”。不仅造假恶劣，更糟糕的是学生参与造假，评估中的很多事都是让学生帮助完成的。国民政府时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句教育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可是，正处在精神成长阶段的莘莘学子，他们在他们的学校里，看到的和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这也是在受教育，无形中，他们受到的教育毋宁是“认认真真去造假”。

　　面对弊端如此的本科教学评估，我不赞成各大学的做法，但能理解它们的苦衷。很多事都没办法，不做也得去做，包括那张照片。现在，广西师大网站把那张照片撤下去了，这本身也意味深长；但由这张照片构成的权力关系在现实中却是被定格了的，谁也改变不了。即使有纪宝成这样的名校校长提出批评，评估一事还不是该咋办就咋办？———这是教育部的意志。因此，中国高校和教育部的关系就不免让我想起国民政府时代它们的关系状况。

　　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由陈立夫主持，他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多次训令西南联大等各高校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并要统一全国教材，甚至还要统一考试。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合并而成，其中的清华一直以来就有“教授治校”的传统。面对教育部的训令，由清华教授冯友兰主持草拟了一份该校教务会议的书函，直接送至教育部。该书函措辞很客气，但内容并不客气。它认为如果要照教育部的办法办理，“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然而，高校和教育部并非直接的权力指使关系，因为“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这两个机关性质不同，不是前者控制后者，而是应该“权能分立”，即“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因此，各大学“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

　　该书函的一个重要意思在于，行政不能干预学术，大学不能围绕行政的指挥棒转。行政是要划一的，但大学教育和学术却不能划一，否则全国只有一个大学，培养的只是一个模式的学生。我们今天的教育行政划一是那样明显，教育部从中小学推广交谊舞到样板戏进课堂，大学则全国推行统一的公共课，包括这次统一的本科评估，到处都是行政权力的影子。行政权力的泛滥，直接冒犯了各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利。然而，一个国家以行政化的方式办教育，注定办不出好教育。让我感叹的是，国民政府时代，西南联大可以向教育部直陈己见，并坚持按自己的意志办学。今天呢？

随着奥运火炬传至坎贝拉日期的临近，宁静的小城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充斥在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的“Free Tibet”的标语旁边，不知什么时候被中国留学生贴上了“Tibet is free because of China!”激烈的争论在不同背景的学生中间展开。就在昨天，在我主讲的“当代中国”课堂上，一名来自上海的男生和一个澳大利亚本地学生就西藏的问题争论了起来：

十年以后鸿沟会消失吗？

　　“我真不明白你们西方人为什么对西藏的问题这么关心。这到底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你去过西藏吗？你了解西藏吗？”在听完澳大利亚同学关于支持西藏独立的言论之后，上海男生用不流利的英语义愤填膺地说。

　　“我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容易接受政府的宣传，除了官方的说法，你们有自己的思想吗？我为西藏所作的一切都是出于善意。因为他们需要帮助……”高个子的澳大利亚男生理直气壮地回应。

　　“需要帮助的人多了，你为什么不捐钱给中国贫困地区的儿童？如果有人提供武器给澳大利亚的土著，鼓励他们造反，你认为这也是‘善意'吗？你知道西藏解放前是什么社会吗？是奴隶社会！今天的西藏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上海男生几乎是在背诵教科书上的内容了。

　　“西藏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是否‘进步'不能用你们的标准来衡量！”

　　“那你们西方人对殖民地所作的一切呢？难道不是将你们的文化强加在别人头上……”

　　这样的争论是没有结果的，谁也说服不了谁。看着这一对面红耳赤的青年人，我突然在想，十年以后，当他们各自成为自己国家的中坚力量，世界的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横在他们之间的那看不见的鸿沟会消失吗？

开放30年后和西方的隔阂未消除

　　奥运圣火的传递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和文化的冲突，这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电视画 面上，一方面是脸上画着“雪山狮子旗”的西方“愤青”冲出来抢夺火炬，另一方面是当地的华人和留学生挥舞着五星红旗，组成护卫队保护圣火。一个伤残的上海 女孩用身体护住火炬的画面一夜之间传遍了中国，女孩手持火炬自信的微笑成了新的民族主义的图腾。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发现，他们面对的不仅是“邪恶”的中国政 府，而是整个13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对奥运的杯葛和破坏势必进一步激化中国人对西方的不信任和敌意。这些天来，中国网民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论就充分说明了这 一点。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表达了今天中国要求融入世界的强烈愿望。中国已经从改革之初“将被开除球籍”的边缘地位，逐渐走到 世界舞台的中央。经济的崛起势必带来对政治和文化上的更高地位的期待。而尽管已经开放了30年，中国和“世界”（实际是西方）之间在语言、文化、制度、思 维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隔阂却并未消除。因此一旦这种融入世界的愿望受到挫折，很容易就联想到西方对中国廉价商品和劳动力的恐惧、对中国崛起的妒忌和 破坏等等，从而产生强烈的仇视情绪。今非昔比的中国人颇有点“财大气粗”的味道。网上有人呼吁“罢游欧洲”、取消和法国的签订合同，以“惩戒”西方；洛杉 矶的华人租用了直升飞机，在美国的天空中打出“西藏永远属于中国”的大标语。而这些恐怕反过来又加剧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反感。这一切正像亨廷顿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预言的那样：

西方人不能理解海外中国人立场

　　 “不同文明之间力量的平衡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减弱。亚洲文明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力量在扩大。……一个建立在文明划分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正在 形成……西方对普世价值的自我标榜将使它与其他文明产生冲突，其中最严重的是和伊斯兰文明以及中国文明的冲突……只有世界各国领导人接受多元文明的新全球 政治，并相互合作来维护这一体系，因文明冲突引发的世界大战才能避免。”

　　或许，最令某些西方人不解的是海外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一个美国教授在网上说：“别说中国国内的学生了，我和纽约公立图书馆的一个同事（中国人）谈起这件事，她是一个非常聪明、富有同情心和自由思想的中年知识 女性，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并且已经在美国生活了22年。可是，我从她嘴里听到的对西藏（还有台湾）谩骂式的言论，和中国国内的博客并无区别。和她谈了两个 小时以后，我非常沮丧地离开，第一次感到对中国大陆的深刻恐惧。”这番话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味道。这个美国人无法理解，这些不惜一切代价来到海 外，千方百计要改变身份的大陆人，这些在美国居住了那么多年，接受自由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骨子里为什么还那么根深蒂固地保留着共产党的那套民族主义的说 教。这不仅是不可理喻，简直是太恐怖了。

诚然，长期以来官方的宣传、“爱国主义”的教育、自由言论空间的缺乏，造成某些中国人思维的狭隘和偏执，成为鲁迅所说的脑子里有些“贵恙”的人。在谴责西方霸权的同时，很少有人设身处地地考虑，在国内作为“少数民族”的西藏人是否也同样面对来自汉人的霸权。

　 　然而，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又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官方的宣传教育。我想，如果有一天西方的青年也要像众多的中国留学生一样，为了更好的前途，被迫 离开自己的父母家园，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背井离乡，漂泊海外，在别人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使用别人的语言来谋生，饱尝冷眼和艰辛，或者他们可以多少体会这 种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和很多中国留学生交谈时，他们都忘不了背负行囊、告别故土的那一刻，发自心底的呼唤：“多么希望生我们、养我们的祖国是一片民主自 由、繁荣富强的乐土！”

　　象征和平与友好的火炬接力变成了文明冲突的活报剧，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悲哀和吊诡。尊重差别，走出自身的意识形态藩篱将是这个时代对每一个世界公民的要求。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两个学生都需要学习的。

问：听到抵制奥运的传闻，您是否感到痛心？

　　答：抵制这个词不存在于奥林匹克词典当中。它己经毫无用处，只能用来惩罚那些抵制奥运的国家的运动员。如果一些政治家在开幕式上这么做，不但毫无意义，影响力实际上也很有限。如果他们不去参加，所有人都会平静对待。开幕式的重要意义在于，1万名运动员能够出席这个仪式。

 领导人抵制观奥运鸟事这才是奥运非政治化

“有朝一日，我国有了较为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有较为科学合理的高校自主选拔学生的方式，社会和家长对人才成长有较为理性的认识，从高等教育的角度上看，今天少年班的办学模式，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办下去的。”

程艺的这个假设，也得到了朱清时校长的认同。朱清时表示，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都跟美国一样，少年班确实没有必要再办了。但中国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少年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我们没有泯然众人矣！”在少年班的校友聚会上，这句宣言让人记忆深刻。更让人欣慰的是，少年班同样没有泯然于众，始终以独特的办学模式走在时代前列。

 少年班实际上还不错

 洗脑得很成功

 人民不过是工具

鲁韬:那么，是否也意味着，对达赖喇嘛和这个藏青会，应该做某种程度上的区别呢？还是说应该把他们认为是一个，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的，同一个集团，不同层次上的这个区别？

何亮亮:我想两种可能都有，因为现在，你某种程度也可以说，假如，我们说假如达赖喇嘛真的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反对暴力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领袖。那么，如果中国政府把西藏青年大会定为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话，那么达赖喇嘛就面临这样的一个决定，你要继续支持他，还是要跟他决裂，对吧？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中国政府对达赖的一种态度的测试。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达赖喇嘛和这个藏青会之间，就是我们中国人习惯说的，可能是一种双簧，就是达赖喇嘛更多的就是以非暴力的，和平的面目出现，而这个藏青会呢，就是赤裸裸的以暴力、恐怖活动这样的一种形式出现。

那么，无论是哪两种情况，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么达赖喇嘛如果他这个批评藏青会，而且表示他跟藏青会要划清界线，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达赖喇嘛和北京谈判了，我想就多了一个好的一个条件。

可是，另一方面，如果达赖他说他支持西藏青年大会，那么也就等于说，他要站在恐怖主义组织这一边。这样的话，他和北京的关系就会更加恶化。

由于西藏骚乱和奥运圣火传递遇到的挫折，中西方之间的种种复杂情绪和情结，最近一段时间在全球各地发酵，从而也在双方人们的心灵深处种下了某种不健康的种子。

　　在中国大陆，西藏爆发骚乱后，不少民众指责外国传媒报道偏颇，掀起一股批判西方传媒的热潮；有内地网站除要求封杀CNN的北京奥运报道权、经济制裁德国、限制德国电视台采访奥运外，并发出要求政府“与英、法两国断交”、“封杀西方一切在华利益”、“杯葛欧洲游”等激烈言辞。

　　在西方，圣火传递风波有演变成一场“民间反华运动”的趋势；民调显示，70％受访美国人认为，当年将奥运主办权交给中国是“错误的决定”，而十一个月前支持北京办奥运的则有44％，反对的只有39％。

　　有一位笔者熟识的在法留学生在给笔者的电邮里这样写道：“随着火炬在巴黎的三次熄灭，心中对西方媒体和民众仅存的好感也随之熄灭了。对于留学生整体这样的感受，我是觉得遗憾的。”

双方精神世界的深层问题

　　必须承认，此次中西双方发生的冲突，既不同于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西官方层面的冲突，也不同于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误炸后中国民众仅针对美国及其官方的群情激昂，而是正在演变成为在中西双方民间社会之间的第一次集体误解。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今天，中西方之间重新出现情绪的严重对立，不但是一件令人遗憾，而且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此次西藏和奥运风波，分别涉及中西双方各自在思想传统一些自身也尚未理清的困惑，也涉及中西双方过去几年面对北京奥运的不同心理期待，再加上中西双方这几年本来就面临中国崛起的新课题，所有微妙心态和情结，都借着此次的西藏和奥运风波得到了总爆发。

　　针对西方的问题，笔者之前曾有评论，在西藏问题上，西方知识界具有互相交织的多重情结，其中包括:西方知识界长期的批判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居高临下；现代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对原始文明的热衷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仍存在巨大的差异。

　　如果说西藏问题只是西方知识界和民间在对华认知上的一个侧面，那么西方面对中国崛起的彷徨，则是这次风波的更深背景。七年前北京获得零八奥运主办权时，中国崛起的事实在全球尚未清晰化；过去七年北京奥运申办的七年，恰好就是中国崛起由朦胧走向清晰，而且也是对全球构成重大心理挑战的七年。

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中国历史缺乏理性主义和批判主义传统，更缺乏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洗礼；因此伴随经济迅速崛起现实的，是民 众心灵世界的荒芜和未开垦，这种情形十分类似十九世纪中下叶的一些崛起大国。过去七年，是中国迅速和崛起发展的七年，也是中国国内从自信到膨胀的七年，更 是中国和西方关系日渐错综复杂的七年。

中西方对北京奥运的不同期待

　　2008奥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折射出双方 在预设立场和期待值方面完全不同的指标。七年前，当西方世界认同中国获得零八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其对中国的内心期待是：中国在未来七年里能发生政治、经济 和社会的重大演变，以致于符合奥运的普世价值。但对中国来说，举办奥运从来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演变的契机，而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迅 速崛起的重要机会。

　　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也导致双方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巨大差距，对中国来说 －－借用中国官媒的语言－－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办奥运，目的就是与全世界人民一起高高兴兴地庆祝这一全世界的体育盛事；再加上中国刚刚进入崛起期，因此有意 将北京奥运办成"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由此折射崛起期的膨胀情绪。但西方世界的衡量标准却非如此，而是中国是否会如二十年前的韩国，通过奥运走上西方意 义上的自由民主之路；再加上西方面临中国迅速崛起，本来就正经历一个极其艰难的心理调适期，因此各种情绪和反应就更难以理清。

　　过去七 年，双方虽有内在分歧，但均在遮遮掩掩的过程中走了过来；现在，奥运举办在即，从西方的眼光看，中国毫无政治演化的迹象和意愿，因此对华自然失去耐心；而 从中国的眼光看，西方完全不领中国人民的盛情和好意，竭尽挑剔之能事，因此自然倍感委屈，继而对西方产生极度愤怒。

风波后：双方需要反思和对话

　 　在这种情况下，就短期而言，寻求双方理解的前景是暗淡的；但就长期而言，此次风波其实正好使双方的深层情结从深层浮上表层。若双方能借此机会不但对于各 自在政治文化对话方面的思维和期待作一些反思和调整，而且也对各自思想传统乃至现实政治领域里的一些东西作一些反思和透视，也许对于未来的中西互动会有相 当的好处。

　　对西方知识界而言，首先需要反思的是：西方传统的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为什么在面对中国崛起和西藏的问题上，居然会轻易 让位于简单的情绪化思维？在西方面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撇除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色彩，是否仍残留着过去数百年遗留下来的种族主义和西方文化秩序的集体傲 慢？

这些问题即便对西方一流的知识分子而言也不容易回答，对普通民众就更是如此。但相信西方过去数百年积累、发展和成熟的自由主义、批判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将有助于西方的知识精英以理性而非感性与情绪，回归到事物的最核心和最深层的要素。

　 　若西方有一流的学者和知识精英能在主流媒体发出这样的反思，相信假以时日，可以一定程度上逐渐影响和平衡西方的公众舆论。而在这方面，华人世界也需要有 一些通晓西方的学者，与西方学者一起，对这场风波背后出现的西方精神和思想世界里的困惑一起展开反思，从而形成东西思维的撞击和视角的互换。

　　对中国而言，积重难返的问题需要逐渐面对和解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反对西方的傲慢不等于反西方，更不等于全盘反对西方的价值观。中国的民众，切忌将这场反对西方傲慢的风暴演变成百年前义和团运动的翻版。

 犯法了还要被释放？

 马英九还是有着中国情结的

文化讨论在中国有多么顽强，百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归：文化普遍主义者以此论证制度变革还有更深层面，文化相对主义者则同样以文化干脆反对制度变革。只是他们脚下的这个制度并不领情。幸好中国还有政治进步，而进步发生在文化讨论的视野背后。

各位校友：

此次全球校友会只设一个人文分会场，似不应该。但主题不错：“中国文化是否还有前途？”讲演结束时，我会交代为什么以这句唐诗表述我的看法，什么是“猿声”，什么是“轻舟”。现在，请允许我以此讨论“文化讨论”在百年中国曾经出现过的几次较大波段。

一、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海外。

梁启超检讨此次制度变革为何失败，向更为宽泛的文化方面寻找替代，虽穷乡僻壤愚夫愚妇亦难辞其咎。梁氏据此提出“新民”说，将少数政治精英人谋不臧更换为文化决定，四万万人皆有份。但他尚未否定制度变革之必要，只是看不出政治改革更多来自利益觉醒，而不是文化决定。利益觉醒当然有赖于启蒙，但并不完全取决于启蒙，更多因素发生在知识分子的视野背后，如经济活动刺激起权利觉醒。

试想1787年费城制宪，那时的北美13州民众并不见得比我们100年后的民众更不愚昧，文盲也是十之八九。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三人手书87篇文章，耐心解释55人会议为何不是那样而是这样制定宪法条款，终于说服你们的“愚夫愚妇”公投通过。如果他们不从具体的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技术性环节进入，而是泛化为形而上文化辩论，凌空蹈虚，将宪法是否通过说成是两种文化、乃至两种国民性之间的伟大替代，美国是否还能有这部宪法？以后一有宪政危机，即将政治分歧扩大为“文化讨论”，选民必须改造好“国民性”才能参与政治，美国今日是否还有宪政？

但在中国，由于传统士大夫只会谈论文化，除了文化，还是文化，近代工商阶层亦未出现，那种貌似深刻大而无当的文化话语却能风行一时，甚至风行一个世纪。以后京城里凡有政治失败，知识分子大都将其归咎为“鲁庄百姓愚昧不化”，由此推论政治变革实为肤浅，只有引爆全民文化再造，方为深远。

这种奇怪现象，只能让人想起几乎与美国革命同时，法国革命及其知识分子才有如此嗜好。而伯特兰·罗素则一语破的：在先进的国家，是革命引起观念；在落后的国家，是观念引起革命。

二、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西文化差异。

当时恰逢第一代留学生学成归国（现在我们叫“海龟”），文化运动沛然兴起。这一运动更替旧中国知识体系与古典语码，如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功不可没，几乎类似路德再造德意志语言。但也留下危险火种，潜伏有文化革命之内在呼唤，倘若有外来势力推动，很可能会燃成燎原之势。这一外来势力果然发生，五四运动将中国引向以俄为师，即为划时代标志。鲁迅在制度变革上有虚无主义倾向，但以其留学日本的褊狭感受，再经德国尼采哲学点化，承续“新民”为“树人”，终于提出“改造国民性”之危险主张。新文化运动当然拥有其反对派，但反对派在相反方向上同样强调文化比制度更为重要，只不过价值立场相反。后者认为决定性的文化因素不是引进西方文化，而是要保守本国的特殊文化。

在对立的两边，我们或能看到他们在分享同一个逻辑预设：问题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文化。一派是文化上的普遍主义，一派是文化上的特殊主义，用今天后现代语言，或称文化相对主义。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此时在文化上持普遍主义，并以此论证向中国引进西方俄国的共产主义，在文化上具有不可阻挡的正当性，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派论争反反复复，多次出现。

就世界范围而言，热衷文化辩论的知识群除中国外，还有法国、德国与俄国，而此类民族在文化高高向上的同时，制度建设总是画出一条向下溃散的抛物线。最终改变中国当然不是书斋里的文化辩论，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果说战场上的军事领袖也有文化立场，我们则需记住最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毛泽东是文化普遍主义者，蒋介石是文化相对主义者。毛泽东以此论证他的以俄为师，蒋介石则以中国文化特殊论既轻蔑英美自由主义，也反对俄国共产主义。

四、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俄为师压倒一切。

问题不再是是否引进西方的制度，而是引进西方哪一种制度，是英美制度，还是俄国制度？毛泽东的回答是一 边倒，不仅在外交，更关键的是对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人们把此时社会气象归结为制度正确，“最根本的胜利保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提出“国民性 改造”的知识分子首先进入被改造序列，文化争论显得可笑，甚至多余，终于出现难得的休眠。

五、20世纪60年代大跃进失败，饿殍遍地，制度实践出现严重挫折。

毛泽东再一次将此挫折归结为文化根源，文化战争由此死灰复燃：是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旧文化妨碍中 国人紧跟他的伟大步伐。毛泽东在此时孕育他的文化革命，当然有具体的政治原因，所谓“大权旁落”。但他在政治危机之下还要挖掘一个民族的文化老根，则使人 想到他年轻时候崇拜的精神偶像梁启超。梁启超在经历上述政治失败之后也曾如此思考。

除梁启超外，毛泽东也分外想念鲁迅，所谓“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毛泽东五四时期接受的文化乳汁，经 以俄为师的教义点化，此时是以非常僵硬的斯大林式教条出现，如“阶级斗争”，如“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但剥离其斯大林外壳，还是能够看到青年毛润之与 晚年毛泽东在这里合二而一。我们似应承认，发动文化革命的毛泽东或许并不是如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的那样———他背叛了五四精神，不，我的看法相反， 正因为他是五四文化革命的遗嘱执行者，这才有将政治危机泛化为文化革命的实践。

六、1966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毛泽东将根本问题归结为文化领域是否能引爆革命。

柏拉图2000年前提出“哲学王”蓝图，但只有这一次，才是落到人间实处的难得试验。因此，它也是全世 界文化决定论者具有史诗意义的“伟大节日”。今天在座各位校友中，一定还有校园左派，恐怕还在怀念那个伟大节日？这种“人文乡愁”外形高尚甚至楚楚动人， 恕我直言，却是一种十分自私而且冷酷的“文化自恋”。“人文乡愁”曾不止一次地贻害诸如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它们的知识分子初期多半无力抵御这种诱惑。我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那一“伟大节日”还有另一面，即人类文化遗产旷古未闻的浩劫灾难。

历史如此吊诡，似乎只是为了证明：在政治上将文化替代抬得多高，很可能就在同等高度上将文化狠狠摔下，并将其“砸烂”。通向天堂的道路并不是通向天堂，而是通向地狱。

七、“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开始。

但是，中国知识界最为热衷的话语还是文化，而不是制度。这大概是为了证明“文革”与“改革”天差地别，却也仅仅是一字之隔？最为憎恶“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文革”结束之后还是热衷讨论文化，除了文化，还是文化。

尽管发生文化热的原因不难理解：是政治上的禁锢或挫败，使得知识分子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文化问题来曲解， 曲解也是一解。但时间一长，策略性话语变成真实话语，所谓弄假成真，久假不归，曲解就成了正解。越来越多的后起者果真追寻到远古时代的孔孟学说，认为是这 些古代学说以及在民间的流传要为中国的制度落后负责。孔孟在中国第三次背起黑锅：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 改革开放新时代。如此长时段的滑稽，我们的文化讨论终于获得其应得的讽刺：这是荆轲刺孔子，而不是荆轲刺秦王，或如西谚所言：演一出《汉姆莱特》，却没有 丹麦王子。

八、在20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政治环境激变之后，另一些知识分子终于上场。

他们也是文化决定论者，只是认为中国的问题不需要制度变革，理由恰恰在于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文化！他们开始以文化决定论的另一极———文化相对主义为制度不改革辩护。如国学“热”，如“北京文化宣言”，如正在西方各大都市赚钱的“孔子学院”。

人们可以看到文化讨论在中国有多么顽强，百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归：文化普遍主义者以此论证制度变革 还有更深层面，文化相对主义者则同样以文化干脆反对制度变革。只是他们脚下的这个制度并不领情，百年来已经变了不止一次。但是，关于变革还是维护制度的文 化话语，还是没变。有了正极，还有负极，他们相互配合，各画半圈，终于画圆了一个圆。

九、具有审美价值、值得观赏的并不是这个“圆”，而是这一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

它发生了一个智商很高的反向运动，从文化普遍主义滑向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就是一个智商低能者也能看 出，此时如果需要维护而不是改革既有制度，最好的辩护士当然是文化相对主义———中国特殊论，就像蒋介石当年所说的那样；而不是文化普遍主义，就像陈独 秀、李大钊当年所说的那样。

意识形态的上游与下游在这里发生结构性冲突：为这一制度引进中国，论证它文化正当性的是普遍主义；为这 一制度不可变革，论证它文化正当性的却变成了相对主义。一条河的长度只有一百年不到的距离，人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可以看到这条河的上游与下游近 距离打架。这正如主流意识形态最近一个聪明举措，将“文革”样板戏唱段引进中小学课堂，那些唱段中最为精彩的一句台词是：“沙奶奶与阿庆嫂打起来了！”

九九归一，幸好中国还有政治进步，而进步发生在文化讨论的视野背后。前不久，我们中国台湾产生新一届领 导人，选举失败者谢长廷在致词中说：“此次失败，不是民主制度的失败，而是我个人的失败。”当时我屏息噤气，真害怕他顺嘴说出一句“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 也不是民主制度的失败，而是中国文化的失败”！我不喜欢谢长廷，但听到这里，终于放下心来，长舒一口气。再加上其他因素，我认为这个失败者演说要比胜出者 马英九更为出色。尤其是这一句台词，这个失败者太有可能说出另外一句话。相比100年前梁启超面对类似失败的文化话语，谢这个新败演说要老实得多。

中国话原来是能够这样说的，而且终于这样说了，这是又一次白话文胜过文言文的伟大胜利。尽管是第一次，但毕竟可以向各位证明，100年来我们这里发生了这么多的文化讨论，热闹极了，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然而，“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的中国最终还是有救。

某支部讨论时事形势，大家对西方媒体污蔑北京奥运形同纳粹奥运的报道十分愤慨，纷纷声讨西方媒体的狼子野心。轮到王二傻发言时，他一脸疑惑地问，纳粹的奥运是咋办的？博古通今的书记赶忙介绍，

第一他们通过火炬传递活动传播国家社会主义，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繁荣昌盛的国家。第二他们禁止任何人发表反对自己的言论，有个煞笔写了两篇反对文章就被判刑三年。第三他们好大喜功，不惜民力，声称要办成一届最好的奥运会。第四他们坚决反对体育与政治挂钩，反对各国以任何形式抵制奥运会。第五……

没等书记说完，他的话语就被众人打断了，王二傻之外的与会者都钻到了桌子底下，大家一边捂住耳朵，一边嚷道，“我们啥也没听见！”只有二傻正襟危坐，他一脸正气地盯着书记，咽口唾沫，一字一句地问道，

草你妈地，你说谁呢？

4月9日，奥运圣火在旧金山的传递尚未开始，当地警察已如临大敌般地开展动员准备，华人组成的反示威队伍也早早在传递线路上结成人墙。美国各大媒体更是密集关注所有细节，关于布什总统是否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新闻也是热议的话题。这些事实都从一个侧面表明，3月14日藏区骚乱引发的欧美反华浪潮，不仅没有平息的迹象，而且正在并发酵。

　　尽管这一波反华潮终将风息浪止，但核心问题依然摆在各方面前：西藏问题，这个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然成为中国和西方斗智斗勇、近乎冷战的阵地，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僵局。经过这一轮骚乱事件，关于西藏问题的恶性循环不仅没有被打破，甚至被进一步强化了。

恶性循环的局面

　　一个恶性循环是中国政府和达赖集团之间的：从互不信任开始，接着就有了历次骚乱。骚乱必然招致强力镇压，镇压虽然能换来西藏一段时期的相对和平，但也激发藏独势力的更大反弹。同时，骚乱必然加深中国政府对藏独阴谋的警惕，加大对各类藏独势力的防范打击力度，并强化其对西藏僧俗各界的控制，而打击越是严厉、控制越是强化，在持续且有影响力的外援撩拨下，藏民就会对汉民和中央政府更反感。

　　另一个恶性循环则来自中国和欧美发达国间之间：越有骚乱，中国政府和民众就越强化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认识，镇压骚乱也就更加毫不手软。而越是镇压，西方对中国民主、人权、宗教自由等的负面印象就越是被强化，对中国的不满和敌意也就越深，对藏独势力、持不同政见者及其他人权组织的同情、支持也就越滋长。

　　同时，西方在此问题上越做文章，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反弹自然越强烈，在此问题上对政府的支持拥护程度就越高。获得广泛民意支持和驱使的中国政府，指斥、打击，早已失去信任的达赖及其背后的分裂势力也就更加底气十足，或者更加别无选择。

　　更为关键的是，这两个相关的恶性循环还相互拉抬、恶化，最终将西藏问题带入更趋复杂的僵局。意识到这个僵局并不难，可以说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常识，但问题不在僵局本身，而在于深陷僵局的有关各方能否理性、冷静地直面这个僵局。中国能吗？

　　百年屈辱近代史铸就的深刻伤痕，反复激发并强化着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对国家统一、主权独立的渴求和敏感，任何时候都会压倒对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的反思和检讨。民族和解和平等，政治民主和自由，文化多样性和环境保护，这些价值和目标并非不在中国政府和民众的视野之内，只是他们在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下，有着迥异与西方的理解和关切。但这些问题一旦掺入分裂势力和西方列强等因素，就只能被淹没在对维护国家统一、主权独立的全民呼声中。

博弈各方陷入困境

　　对欧美国家而言，部分民众源于其对民主自由人权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情结，多数媒体则源于其源远流长的立场倾向和偏见，诸多政客及其政府 则囿于意识形态藩篱和国家利益驱使，最终形成近乎一边倒的傲慢与偏见，也使其不可能换位思考甚或自我反思。在此背景下，能发出像《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蒂 姆·拉顿（Tim Rutten）那样“杯葛奥运无益”声音的，就微乎其微，除了继续其意义不大甚至其反作用的抗议、声讨、抵制之外，能有其他建设性对策来直面僵局吗？

　　那么，达赖能直面并打破这个僵局吗？

　 　许多人认为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他本人似乎也有直面甚至打破僵局的紧迫感和自觉性，比如不断要求同北京和谈，不断重申其不谋求独立仅谋求自治 的立场，不断宣示其和平抗争的姿态。但被西方推上圣坛的他，早已显示出无法掌控激进藏独势力的颓势，自己更是无法全然摆脱背后西方老板的掌控。在此背景 下，他能真正如佛教教义所言，抛却一切纷扰，不仅自己停止还呼吁所有信徒停止那些被北京视为敌意和挑衅的言行，以换取与北京的建设性和谈吗？

　　在博弈各方陷入囚徒困境的背景下，上述所有问题的当下答案无疑都是否定的。

　　但到底是背负西方、达赖和国内民意多重压力，且受体制局限的中国政府率先放下身段以打破僵局容易，还是以谋求藏民福祉乃至普度众生为己任，眼看此生无多却夙愿难酬的达赖喇嘛真正妥协更容易，相信眼明人自有答案。

李登辉卸任后一跃成为台湾之父，拉着台湾之子陈水扁的手高唱“我们就是爱台湾”

基于历史教训和务实经验，任何仓促触及两岸主权争议的举动都是愚蠢的。这里既包括马英九上任前赴美访问已成泡影，也涵盖两岸官方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逐步进化到互不否认的政治臆测。同时，针对诸如“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加入世界卫生大会更是北京决不会让步的底线。殊不知，北京比任何人都清除地了解，台湾民意对台湾的国际空间目前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一旦借由向马英九新政府示好的动机放开，欲壑难填的补偿心理会将掌握全局的北京政府措手不及。要知道，无论是允许“中华台北”加入WHA，还是以台湾名义加入，在台湾民众看来是长期受中国打压的被迫之举，此时大陆松绑是把亏欠台湾人的东西还回来，妄想台湾民众会感恩戴德地接受北京的美意，融化对中共恐惧、疑虑的坚冰是缘木求鱼地异想天开。正如对待台独思潮、中国恫吓等尖锐话题，屁股总是决定脑袋，你的十恶不赦闹分裂是台湾人的轰轰烈烈爱本土，你的对台导弹、遏制台独是台湾人版的“中共亡我之心不死”。

同样的事务，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自然会有截然相反的结论。你可以把萧万长博鳌行视作北京与台北在“相同、容易、务实”的方面达成了共识，却不能等同于为了改善两岸关系，可以轻易触碰高难度的主权口水战、虚无缥缈却又时刻存在的两岸极端民意拉锯战、南辕北辙的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观。

　将奥运圣火描绘成民族尊严的化身，一些中国人对奥运的推崇到如此高的水平。想想，真是无怪乎国际奥委会屡次表态从未后悔将奥运主办权交给了中国。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激起，而这次被视为对立者的与其说是藏独组织，不如说是西方媒体和西方舆论界。这场中西双方“媒体战”，战火虽然是从网上点起，但官方媒体后来的加入，让人不能排除体制内一些个别人士可能为“中国彻底打掉了西方媒体的公信力”而沾沾自喜，觉得这下好了，奥运前西方媒体再报什么负面新闻在国内就没有市场了。

　　然而，这个逻辑却是很怪的。在西藏骚乱的问题上，中国最需要说服的对象是西方，不是国内。反驳纠正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应该把主力放在西方，让官员投稿到西方大报，在国际舆论阵地唇枪舌战。而在国内，在迎接奥运前夕强化中外的对立情绪，对于中国举办一次成功的奥运会，对于中国改善对外公关，究竟是好处更大，还是坏处更大？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凝聚全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民意，但这种情绪过于炽热，它就可能限制中国政府在国际关系和对外交往上活动空间。而且，过多情绪化与激愤的言行，会让外人感觉这个社会行事冲动，耐受力有待提升。

　　再说，越把北京奥运的意义提高，越在奥运上压价码，正是鼓励外界继续利用奥运做政治文章。

　　我听中国朋友聊他被骂的情况，转头看看对街北京的西式建筑，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开放，西方的商品和生活方式，甚至民主、言论自由理念，早已渗透入很多城市居民的生活和思维里。当中国网民和官方媒体一致斥责西方媒体偏见和虚伪时，他们并没有反对西方媒体所主张的一些基本普世价值，他们反对的是西方媒体的做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中西方的“媒体战”，自认被屈辱的一方如果能去掉情绪，冷静到国际舆论阵地陈述己方的立场，或许才会更好地利用了主办奥运的机会融入国际社会主流，成为国际游戏中的重要玩家。

主持人：给您出个题，如果我是一个Google Reader的普通用户，您如何说服我使用鲜果？

　　梁公军：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好处吧！第一，咱们中国人自己做的产品毕竟会有一些自己的使用习惯，有一些细节上咱们更加贴切一些。第二，谷歌毕竟现在已经发展那么大了，它的产品的更新频度得考虑很多问题，如版本的兼容等，但是咱们鲜果不一样，咱们的成员基本上是天天都泡在网上听用户怎么去想，有什么抱怨，这个我觉得谷歌很难做到这一点，也就是对用户本身的一个关注吧！这是咱们第二点优势。第三点还是速度，因为在使用蛮多谷歌服务的时候，还是有速度问题，用国内的稍微靠谱一些。

主持人：不可否认您是一个技术高手，您创业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角色转型，有没有感到不适？

　　梁公军：我觉得从一个技术人员，要去慢慢转化成一个管理者，到最终再变成一个创业者，中间确实要经过很多蜕 变，比较痛苦的蜕变，主要还是心态上，心态上的蜕变特别重要，因为最早像工程师来讲的话，你只需要建筑好自己的内心世界，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先建筑得足够强 大，把自己的事做得足够好，OK了，你的作品出来会有很多人认可，但是对于你要慢慢的去带一个团队，去创业，那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你的自我修炼就开始 变成一种团队修炼，对自己的一种要求，也要变成一种对团队的要求，内在的一些东西要把它外化，这种是需要有一个心态的调整，以前你只需要平衡自己，只需要 平衡自己内心里面矛盾的A和B，但是你现在就需要平衡外面的，特别是现在诱惑那么多，行业也还比较浮躁，同事碰到一些问题可能就会有多种想法，应该怎么去 平衡？这确实是很大的挑战，怎么去把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外化成自己对于团队成员的要求，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的期望还是有一点不一样，这也是比较痛苦的一个地 方。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现在很多人也在创业，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和他们分享呢？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

　　梁公军：我觉得对于现在想要创业的同志们，两点建议：第一点，你要想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这辈子想要什 么？你这十年想要什么？你这五年想要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把这个想清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个是最关键的，你要把这个目的弄得很清楚，目标弄得很明 确，其他的都是细枝末节的，那些方式方法，怎么去做，都是比较细枝末节的东西了，关键是一个道，道法术嘛！道是主要的，法术得在实践当中成长，不要因为别 人怎么样，别人创业你就创业。另外，创业的人都是比较有才华的，这种人往往会陷入一个误区，比较自我。要把心态放开，心态要平和一些，开放一些，这样可能 在做事的时候，和别人合作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我们常常忘记中国原来是个多民族国家，往往以为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只不过是种由服装、歌舞和饮食构成的“风情”。

假如美国总统对外公开宣称，他不能理解阿米绪人为何还要坚持原始落后的生活方式，你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假如一位孟加拉的知识分子在报刊畅谈伊斯兰的保守愚昧，你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假如一个芬兰网民在论坛里公开呼吁因纽特人放弃自己的游猎传统，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你猜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有意思的是，这一切看似不可思议的情况，其实都曾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而我们看似什么都没有发生。

马丁·路德·金博士逝世四十年了，美国民权运动原来已经是五十年前的往事。在那一场震撼人心的大潮里面，有一句口号令我久久难忘:“白色也是一种颜色”。这句话针对的是白人那种盲目的种族世界观，总是把世界一分为二，主流是白人，而任何其他肤色的种族皆可简单纳入“有色人种”的类别，仿佛白色不算一种颜色，白人是一种超乎任何色谱之外的中性人种。这句话提醒了大家，原来白人也是有其特殊性的种族。不管他们在美国的人口比例里占了多少，也不管他们如何界定了美国的主流价值，白人始终也只不过是一个族群罢了；相比起美籍非裔的说话腔调，白人的言谈风格不是标准，它只是另一种族群的方式而已。

全国“两会”期间，我们总是能看到少数民族代表穿上了“民族服装”，问题是为什么绝大部分的汉人代表不穿“汉服”呢？除了服装与歌舞表演之外，少数民族对大部分汉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曾几何时，很多人预言到了21世纪，民族主义和族群政治都会自动消失。然而放眼全球，我们今天不仅看不见族群政治稍有缓解的迹象，甚至还越演越烈，到底族群之间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呢？回顾美国民权运动的遗产，它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把美国从一个“大熔炉”渐渐转成了一大幅五彩缤纷的“镶砖画”；从强调各个族群逐渐融入白人为主的主流社会，转而重视各族群间的平等共存。在这个背景之下，近三十年来甚嚣尘上的“多元文化主义”于焉成形。

把多元文化主义路线走得最彻底的，大概就是加拿大了。为了留住离心甚深的魁北克，加拿大联邦政府不只把法语列为官方语言，还要求魁北克以外各个说英语的州一样要在中学教授法语。虽然多元文化主义在学理和实践上也遭遇了不少困难，但赞成魁北克独立的人确实日益减少，而且它也确实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那点启示就是要主流族群发现我们也是一个族群。不要以为只有少数民族才有独特的社会特性和生活方式；相对于他们，主流族群的社会特性和生活方式其实也是独特的，而非无色无味的客观标准。

坦白讲，我们常常忘记中国原来是个多民族国家，往往以为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只不过是种由服装、歌舞和饮食构成的“风情”。今年是藏历和回历的什么年份，有多少汉人知道呢？当每一个少数民族的中学生都用“普通话”（“普通”这个中性的说法很容易使大家忘了它其实是现代汉语）记熟了唐宋元明清的王朝世系时，又有多少汉人知道吐番王国应该放在这段“正统”里的那一个位置呢？化外番邦吗？

所谓民族政策，不只是单向地对少数民族做工作，给予他们更多的优惠和权益，而且还要把占人口多数的汉人也当成一个民族，让大家彼此认识互相尊重。我想，身为一个汉人，多元文化主义教给我的或许就是更谦卑地自省，更开放地学习，把其他族群的文化也当作是自己也要继承的宝贵遗产。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只属于汉人的，我们团结的基础在于公民的身份，多于族裔的血缘。

人类的大脑就像一个微型的宇宙，里面藏着人类难以穷尽的秘密。近日，英国媒体刊出了有关人类大脑的10个奇妙的事实。这些事实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却常常被我们忽略。

　　■两根香蕉可支撑大脑一天

　　据研究，大脑一天之内消耗的能量比一台冰箱内的灯光消耗得还要少，两根大香蕉就可以提供。令人惊奇的是，即便如此，大脑却显得非常高效。大脑的重量仅占体重的3%，但它所消耗的能量却占到了人体能耗总量的1/6。对于大脑来说，绝大多数能量都被用于维护日常运转，而冥思苦想所消耗的能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频繁倒时差会损坏记忆

　　经常性倒时差会给大脑的健康带来危害。如果一个人经常横渡许多时区，他的大脑将会受到损害并带来记忆方面的问题。其罪魁祸首可能是大脑在人们频繁倒时差的过程中释放的应激激素，应激激素会损坏顶叶和记忆。不过，一般人大可不必为此担忧，除非您为航空公司工作，否则很少有人会几乎每两个星期就会横跨多个时区飞行一次。此外，轮班工作者也面临同样的危险。与经常性倒时差一样，频繁改变工作时间也会给身体和大脑带来压力。

　　■大脑难辨噪音中的来电

　　在一个喧闹的环境中打手机是相当困难的。当在一个嘈杂的屋子里打手机时，噪音会进入话筒并通过手机电路与对方的声音混合在一起，这样，大脑的负担就增加了，由于这些声音相似并混合在一起，大脑很难将它们分辨出来。此时，如果将话筒捂住，效果就会好很多。

　　■电子枪战游戏有益大脑

　　如果能持续紧张地处理多重任务，大脑同时处理多个事情的能力就会得到提高。一个有效的锻炼方法就是玩电脑枪战游戏，你必须在敌人打中你之前尽可能多地击毙他们。这种游戏要求你将注意力在屏幕上进行有效的分配，这样，你就可以迅速发现敌人并作出反应。

　　虽然我们不应鼓励孩子们玩电子枪战游戏，但我们也应该了解这些游戏有其可取之处。

　　■大脑有个“笑话中心”

　　不管听哪种笑话，大脑中央前额皮层有一个区域都比较活跃，而且其活跃程度与笑话的可笑程度明显相关，这个区域就是大脑前部的额叶。此前的研究表明，这一区域与获得报偿和奖赏的愉快感觉有关。大脑通过不同的途径接受笑话，然后将其输送到这一区域，从而评估值不值得为这个笑话发出笑声。

　　■大脑对序列情有独钟

　　对于很多人来说，记住一首歌或者一首歌的某些段落相当困难，但对序列的记忆却情有独钟。其实，人们在生活中总是不得不记住一些序列性的东西，例如记住高速公路出口的名字等。只有记住这些序列，每天的生活才可能有效地进行。

　　■大脑误会让人见光喷嚏

　　有的人一见到阳光或灯光就鼻腔发痒，容易打喷嚏。还有人打不出喷嚏时，看到强光后一下子就打了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打喷嚏的作用相当明显，那就是将进入鼻腔的异物驱逐出去。打喷嚏的控制中心位于大脑内部的侧延脑区域，这个区域的损伤就意味着我们失去打喷嚏的能力。由于眼睛和鼻子的知觉受到同一条三叉神经的支配，当从强烈阳光进入眼睛时，喷嚏控制中心常常误以为对鼻子的刺激，故以喷嚏的形式欲将其异物驱逐出去。

　　■人不能自己挠痒自己笑

　　当别人替你挠痒痒的时候，你会大笑不止；但当你自己给自己挠痒痒时，却从来不会发出笑声，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你在别人给你挠痒时发出笑声，这是人类的一种与生俱来对抗恐惧的本能反应，它是人的小脑在起作用。当人自己挠自己时，人的小脑会发出一个信号，告诉大脑的其他部分，不要对这种刺激给予反应。但是，当被别人挠痒时，即便人预先知道，但小脑却不会发出警告信号，大脑会对外来刺激立刻作出反应，人就会觉得特别痒了。

　　■打哈欠让大脑变得清醒

　　虽然打哈欠常常与困意联系在一起，但它的实际作用却是让大脑变得清醒。打哈欠可以使我们的咽喉得以扩张，从而使更多的空气进入肺部；这样，更多氧气便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我们因此变得更为机敏。许多脊椎动物都有打哈欠的能力，这其中包括所有的哺乳动物以及半数以上的鸟类，胎儿在12周以后就会打哈欠了。

　　■高度能让大脑产生幻觉

　　当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人们会有一些视觉和感觉上的幻觉，有时候甚至会有情感上的突变。在攀登到海拔2400米以上之后，许多登山者会突然看不见身边的同伴，一些人还会看见光从自己或者其他人身上发射出来，有些人甚至看到了自己的第二个身体或者突然有种恐惧感。在科学家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高原病。由于缺氧，大脑内部控制视觉、听觉甚至情感活动的区域受到了干扰，从而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

毛主席说：“骡子是要造的。但这强奸的造法太笨。要不得啊。政策和策略是很重要。正确的方针，一定要靠正确的策略来保证。办这个事，一定要讲策略。怎么能用这么简单粗暴的办法呢？请您老再找来一头公驴外加一头母马。” 老农纳闷说：“俺要造骡子。驴跟驴配生驴，马跟马配生马。俺这里有了母驴公马，要公驴做甚？” 毛主席说：“您老就听我的就成，不必多言。”

　　出于对领袖的崇拜，老农照办了，借来了一头公驴和母马。 毛主席吩咐，让母驴跟公驴调情、公马跟母马恋爱。待到母驴公驴山花烂漫、母马公马火烧火燎正要巫山云雨时，说时迟，那时快，毛主席立刻把他的风衣脱下来罩在母驴的头上。周副主席也心领神会地把他的外衣裹在公马的头上。然后把蒙上眼睛的公马拉到蒙上眼睛的母驴的后边。那母驴误以为那公马是它的爱侣—— 公驴，而那公马这时早已忍耐不住立刻刀出鞘子弹上膛。然后一泄如注。母驴公马都享受到了“欲逝欲仙”的性高潮。旁边的少奇同志和弼时同志也如法炮制，脱下大衣，盖在公驴和母马头上，让公驴和母马也成功交合。

　　这时，老大爷才明白了主席的良苦用心，周围群众都忍不住鼓起掌来。事毕，毛主席在掌声中去解母驴头上自己的风衣。周副主席立刻给毛主席提建议说：把母驴牵到房后边，当它看不到公马时再把眼罩解下来。这样母驴才不会发现上当受骗。如果母驴发现真相会伤心愤怒，会影响母驴的激素调节也影响胎儿的发育。毛主席十分民主，立刻同意了。并连声说：“还是恩来想得细致。具体工作要恩来来做才好。” 周副主席也笑呵呵回答说：“还是主席英明，能把强奸变成做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天辟地、空后绝前。我们全党同志都要向主席学习啊！”

　　看到主席不费吹灰之力，一次就成功的完成了两次造骡子工作。围观的群众个个兴高采烈。“高，实在是高！毛主席万岁！”感叹声此起彼伏。再往后，主席就指挥解放军打跑了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发动了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也从乡村走向了城市，喊遍了整个中国。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Life Stream这个概念包含了以下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自我界定。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已经不再区分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因此可以在网络上更加完整地描述一个人，通过“我”写的blog、“我”收藏的文章、“我”拍摄的图片、“我”阅读的书籍、“我”的唠唠叨叨和“我”的朋友，已经能够立体描绘和界定“自我”。所有的价值或者自我实现都必须依赖于自我界定，那么Life Stream的个人版本就理所当然得到成立。

　　第二部分是高效率社会交往。经典的社会交往理论认为每个人可以经常保持联络的人数在150个左右，因此，MSN曾参照这个数据设定了联络人数目的上限即150.但这个限定如今早已不存在，网络帮助我们实现了高效率的社会交往，使得人们可以通过MSN和其他网络工具管理几百个甚至更多的联系人。Life Stream正在成为社交的高效工具：关系是建立在交往之上的，交往则伴随着大量的信息生产和交互，反过来，正是Life Stream让我们默认我们传达了信息，他人接收了信息，交往在进行中，而且，一切很轻松，所以，我们的关系被维持着。事实上，这种“默认”成为了必需品，因为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因为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第一个单位的同事、第二个单位的同事、某几次Party的朋友、参加某几个兴趣组织的成员们、某些个网络社区的朋友们这些或强或弱的关系的维系和管理已经不再能够建立在面对面交往之上了，甚至也已经无法建立在专门写一封E-mail或者用MSN聊上几句 —— 那样都得耗费我们享受生活和独自发呆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