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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還是學生的時候，所想像的世界，建築設計師應該是做在辦公司乾淨而起優雅的。至少在媒體上的形象應當是如此，然而現實完全不是。「加班」、 「缺乏私人生活」、「沒有加班費」，「公務人員很x」諸如此類族凡不及被宰。進到職場在轉到工地監造，雖然不是正式的工地主任，只是卑微之打雜工，深深感 受到想像與現實的差距如此之大。 話說：好的營造廠帶你上天堂，壞的帶你下地獄。先不管設計的好壞，在我眼中設計的重點在細部收頭，然而這個部分應該是設計與施工單位要共同努力，才能在取得平衡點。但多數現場都是互相推託，或者是經驗不足。設計的優點就在這種情況下被犧牲掉。 經過兩場工地雖然時間都不長，但我發現最複雜的人與人之間的問題。角色的扮演還是周旋溝通的經驗，這部分的能力在學校是很難學習的。所的監造不過是在業主及營造場夾縫間求生存，越了解些瑣碎的行政作業程序是必要的，如何發文、如何用合約壓廠商，都需要經驗的累積。 在學校最容易忽略的項目如下：施工圖、預算、法規，對於實際尺度的感受。 當然設計的理念跟邏輯是非常重要，而且我非常佩服有設計才華的人。不過終究施工的好壞才是實現理想的路徑，了解施工圖才能知道細部收頭的重點性。預算編制也是日後監造的重點，少編預算就要跟營造廠談來談去，而且業主會拿這些當作設計缺失用記點來當做脅迫設計單位的籌碼。 法規了解取決於申請建照、日後完工申請竣工的問題解決有幫助，如果是較大的工程又分成好幾的標案這時候就會有時程上的問題，如果趕進度(其實就是如何先行施作不被抓包.....)，如果營造廠未如期完工每天會依據得標金額*百分比罰款，正因為如此才有跑照這種專門的行業。 再學生時代對於五公分、十公分、1公尺的感受差距不能明白了解，當真正看到紙上的東西成為實際的成品，才發現太小或太大的問題，當然越厲害的設計師就是想向與現實越接近。
上述，只是非常淺的見解，建築真的是沒有止境的....................... 我想任何人都可以在裡面找到個適切的角色，但一定要慎選是否要讀建築系阿!!!
August 4, 2009
by http://www.wretch.cc/blog/tadashikou49/20663705 大半夜我真的激動到爆炸
September 26, 2006
[轉貼] 關於雙魚座女生如果要用一種魚類來比喻雙魚座女生的話 竟然可以這麼準=.=? 真的雙魚座都降嗎...居然被摸透了。
可愛的孫同學教我做了落地燈 材料需求：1. 轉向插頭/15元 預算：100元上下搞定 (B&Q價格) 步驟一：將電線兩邊拉開，並將前頭的塑膠套剪掉，露出裡面的銅線 步驟二：將銅線鎖入轉向插頭中，沒有正負極，但一邊鎖一個 鎖好後，再將插頭上的螺絲鎖回，插頭就處理好了 步驟三：接燈座上的電線，同樣拉開電線，剪開露出銅線後，插入燈座中 步驟四：分別鎖入燈座中的螺絲上，再將燈座蓋上 燈座即完成了 步驟五：將美術紙接合成想要的大小，以白膠固定即可，中間置入宣紙，就可以完成裝飾工作 最後美術燈的上下可以用竹枝或是膠條固定，讓燈座內的兩張紙不會移動即可 遺忘是為了更好的記憶
 clover 在天空部落發表於00:15:56 | Essay  鼓勵此網誌：1 如果我們忘了信用卡密碼，菜名或者老朋友的名 字，一定會報怨自己的記憶力又下降了。但是，研究表明，遺忘 有時也是一件好事，因為大腦為了回憶更重要的事，通過遺忘某些記憶來減少大腦的負荷。美國俄勒 岡大學認知神經科學博士邁克爾·安德生說，當人們試圖記憶朋友的新電話號碼或停車場的位置時，會積極地抑制其他記憶來促進精力集中。 據最新一期的《自然神經系統科學》雜誌報道，一項研究通過記錄人腦的視覺圖像發現遺忘也有益處。布萊斯·克爾及其助手，對斯坦福大學的20位男女學生的 記憶能力進行研究，讓他們快速瀏覽240個單詞，其中包括40個大寫的片語。研究者又要求這些學生記憶3個特定的片語，這迫使他們要忘掉從前看過的那些片 語，才可能更好地記憶現在的3組詞彙。 研究者把這一發生過程捕捉下來，對每個人的記 憶進行了多次測試。結果表明，大腦處理記憶問題時，總會把某些記憶擱置，讓重要的記憶更好地回放。大腦把舊的東西阻斷得越好，越可以記住新的東西。這和人 們學習外語的過程非常像，研究者發現初學者在學習外語時，和母語相近的詞彙學得慢，反之則可以很快地記住。 總之，大腦記憶容量有限，想要更好地記憶，就要削弱某些記憶。另一位研究者安德生博士說，如果發現有些名字、數字和細節很難回憶，不要怪自己記憶力不好，可能是有些東西忘得不太徹底。
壹、前言
百年難得一見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各國經濟均受到嚴重的衝擊。台灣尤其嚴重，97年第四季經濟成長率衰
退8.36％，創下台灣有史以來最差的紀錄。98年第一季國際景氣衰退幅度遠超過預期，在出口劇減36.65％下，今年第一季衰退10.24％，繼續創下
我國最大的負成長記錄，國內生產毛額（GDP）萎縮至2.99兆元。今年經濟成長率也大幅下修，由2月的負2.97%，下修至負4.25%，創歷年最大衰
退幅度。
今年二月英國《經濟學人》直指，台灣是被金融海嘯打擊最慘重的國家。主要原因乃是台灣最自豪的科 技產業瞬間變成科技「慘」業，DRAM與面板產業都面臨經營困難的窘境，而有整併的聲音出現，欲透過減少家數，降低重複投資，以增強競爭力。孰料在大陸家 電下鄉的推波助瀾下，急單湧現，使其免於破產的命運。加上股市大漲，公司的籌資變為容易了。之前的產業重整也跟著灰飛湮滅，企業轉型遙遙無期。本文欲檢討 台灣科技產業的幾個重要問題，並提出對策。冀望政府與企業能記取此次教訓，從根本戮力改革，始能再創台灣科技業的雄風。 貳、台灣科技產業的問題
一、不應以產值導向為目標
台灣產業偏好以產值為其發展目標，政府推動的兆元產業不計其數，從早期面板與半導體的「兩兆雙星」、鋼鐵、機械設備、LED、太陽光電與無線寬頻數位生
活…，最近又喊出「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計畫」及「新能源兆元產業旗艦計畫（或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連民間也跟著喊出電動車是下一個兆元產業。
製造原本就是台灣的強項，要快速進入陌生的產業，通常就是跳過研發階段，直接引進外國
先進廠商的技術，採購國外的機器設備，甚至採整廠設備輸入（Turnkey
Solution）的模式，儘速達到經濟規模，不斷的降低生產成本，爭取國外代工商機。此一商業模式，優點是能快速跨入新興產業。但缺點是技術掌握在美日
大廠手中，毛利極低，風險卻相對較高，當景氣一反轉，極可能產生鉅額的虧損。
此次金融風暴該問題就赤裸裸的被呈現出來，幾乎所有的電子產業都受到波及。其中以我們
最自豪、政府投注資本最多的的兩兆雙星產業影響最為嚴重，去年第四季國內四大面板廠合計虧損近八百億元，反觀我們的競爭對手韓廠LGD與三星電子去年第四
季本業虧損不到250億元，台廠表現遠遠落後。DRAM產業更是嚴重，去年韓國海力士虧320億元、三星第四季才小虧，我國DRAM業去年總共卻賠掉
1521.26億元，總負債4200億元，瀕臨破產邊緣，不斷要求政府抒困。想不到景氣稍稍回溫，業者暫時度過破產危機，政府已忘了雙D「慘」業的教訓，
又重施故技，加上投資規模愈來愈大，未來類似的問題恐將更加嚴重。過於重視表面的產值數字，忽略技術扎根，已經讓台灣嘗到苦果，政府不應再重蹈雙D產業的
覆轍。
二、缺乏關鍵技術
台灣科技產業的另一個問題，便是缺乏關鍵技術。重要的關鍵技術幾乎均由外國大廠所把持，台廠對於技術研發所挹注的資源偏低，淪為低毛利的代工的角色。
中韓二國幾乎都在同期開始發展雙D產業，最大的差別在於韓國引進外國的過程中，不斷研
發自己的技術，並推出自有品牌。我國政府卻僅關注表面的營收金額，即使業者引進國外的機器設備，都給予免稅的鼓勵，以及投資抵減等優惠措施。使得國內廠商
懶得從事耗時費事的技術紮根工作，直接購買外國的機器設備與IP投產，也讓國內自有技術的胎死腹中。
這個問題有多嚴重，可由以下數字看的出來。我國企業收取外國的權利金收入2000年還有3.7億美金，2008年的金額僅剩不到二億美金，但付給外國的權利金卻超過三十億美金。反觀韓國，根據WTO的2008國際貿易統計所公布的數據，1996年時權利金收入僅1.8億美金，2006年已經攀升至二十億美金，為我國金額的十倍有餘，兩國技術實力此消彼長可見一斑。
三、散彈打鳥
我國科技產業政策的另一項問題，乃是政府欲發展的項目過於龐雜。以新能源兆元產業旗艦
計畫為例，對象包括太陽光電、LED照明、風力發電、生質燃料、氫能與燃料電池、能源資通訊和電動車輛等七大項目。我國僅是蕞爾小島，資源相當有限，同時
推動七項產業，力量勢必過於分散，效果將大打折扣。
政府欲扶植的潛力產業包山包海，幾乎囊括所有世上正在推動的綠能產業。姑且不論多頭發展可能會稀釋政府資源，台灣產業的胃納量有限，能否容許同時發展多項不同的產業值得懷疑。
反觀大陸的作法，根據中國媒體報導，中共國家能源局正制定新能源產業振興規劃，主要在
加快推進新能源產業的新戰略。其新能源振興規劃草案日前已經完成，近期將由國家發改委上報國務院。總投資金額超過人民幣2兆元的新能源振興規劃草案，大陸
有別於我國包山包海的作法，僅聚焦在三大領域，分別為風力發電、太陽能及核能發電，頗值得我國借鏡。 四、台廠間惡性殺價
台灣在許多電子產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一，例如：筆記型電腦、數位相機、主機板、監視器、
晶圓代工、掃描器、數據機、繪圖卡、網路卡、集線器、機殼、鍵盤、光碟片與滑鼠等。無奈只要某一台商在特定領域有高額利潤，就會吸引其他台廠蜂擁進入，沒
多久藍海市場就會變成台商之間相互廝殺的紅海市場，最後每家廠商都難以獲利。
以筆記型電腦產業為例，全球有九成的筆記型電腦是由台商生產的。易言之，筆記型電腦製
造幾乎由台廠所壟斷，台灣前五大NB代工廠廣達、仁寶、緯創、英業達及和碩全球市占率就高達八成。可是台商間相互殺價搶奪訂單，導致各家的利潤嚴重壓縮，
有時為了填補產能，還會不惜賠本搶單。由以下的財報數字可以看的出來，四大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和碩為未上市公司財報未公開）的營業毛利率沒有一家超過
5％，營業利益率更是低到不像話，緯創與英業達的營業利益率甚至不到1％。日前全球前二大EMS大廠鴻海與偉創力(Flextronics)也宣布將進軍
筆記型電腦代工業，未來NB代工業腥風血雨的廝殺勢不可免。
五、欠缺扶植國內設備業之規劃 台商為維持製造龍頭的地位，幾乎每年都大規模擴廠，採購大量的機器設備，一年的資本資出動輒百億台幣，提昇國內的民間投資金額貢獻匪淺。然事實卻不然，由於國內廠商偏好以整廠輸入的方式，採購外國的機器設備，對國內的設備業反而注意相當有限。
另外，因為所謂民間投資有極大的比例，是用來購買資本設備，以台灣而言，民間投資中用
來購買機器設備、運輸工具及電腦軟體者占約六至七成，而興建廠房等營建工程的比重則在三至四成，顯然投資用於購置設備的比重極高，如果台灣半導體、面板的
生產設備全數可以在國內採購，那麼民間投資愈多，其所帶動的投資乘數，確實對台灣的經濟有極大的提振作用，但如果這上兆元的機器設備多數得購自美、日、
歐，那麼民間投資帶動國內經濟的效果，便是杯水車薪了。
直到如今，台灣高階的資本設備仍得自國外進口，因此每宗百億、千億元的大投資案，看似
為台灣挹注了可觀的成長動能，實則投入的大筆採購費用全數流至國外，僅少數廠房興建的營建工程商機留在國內，因此民間投資看似有2兆資金注入，實則有
1.2兆元支付設備進口，換言之，單看民間投資會認為其對GDP有莫大的貢獻，但若兼看進口設備的情況，則會發現民間投資對GDP的淨貢獻，寥寥無幾（請
參見：于國欽，民間投資對經濟成長有貢獻嗎？工商時報，2009.05.24）。政府耗費大量資源，創造表面亮眼的民間投資金額，卻葬送了國內設備產業的
商機。
六、技術標準為外國大廠所壟斷
各項成熟的產業皆有其全球共通的技術標準，惟從過去制訂產業共通技術標準的經驗觀之，
最後通常由歐美日等國的大場所把持，由特定的產業的幾家龍頭廠結為聯盟，相互分享技術與專利，透過市占率排除競爭對手，逐漸成為業界的共通標準。非此聯盟
的業者，欲使用此一標準，生產類似的產品，勢必會觸及該聯盟的專利權，僅能乖乖的付出昂貴的授權金。
我國企業以代工為主，縱使全球多數的產品都是台廠所生產的，卻對產業技術標準幾乎沒有
置酌的餘地，只能任人宰割。廠商若敢不從，掌控技術標準的外國大廠，就會採取訴訟手段，大打國際侵權官司，先扣押進口至該國的商品，在索取高額的賠償金。
長年以來，歐美大廠利用此一手段，無往不利，兩岸製造業者卻因而付出慘痛的代價。
參、改革之道
本文試圖針對台灣科技產業所面臨的問題，提出幾項變革的措施，供業者與政府的參考：
一、以技術為導向的產業目標
政府過去發展科技產業皆以產值為首要的目標，留下許多的後遺症。未來應擺脫此一不切實際的目標，改由發展技術為導向的產業目標。無論發展代工業或是品牌市場皆需要以技術為後盾，始能開創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
技術尤以產業核心技術為優先，而非僅為改良型的製程技術。研發核心的自有技術，不但耗
時費事，而且還未必能成功。惟此乃台灣未來必走的方向，將國家資源用於基礎研究與發展，鼓勵企業從事研發與創新，不再隨意獎勵購置設備與蓋廠，以達到技術
扎根的結果，我國科技產業才有希望。
二、擇定優勢產業，全力發展
台灣資源有限，僅能傾全力發展少數幾項優勢產業。尤其是綠能產業，多屬尚未成熟的技
術，市場上有許多類似的技術。以電動車為例，有油電混合車、純電池車。電池又有鉛酸、鎳氫、鋰錳和鋰鐵電池等，我國不可能同時發展。僅能捨棄比較利益較低
的技術，選定適合台灣產業發展且具有相當基礎的產業，政府、研究機構與企業集中火力，研發新興科技。
三、鼓勵產業合併
國內有不少人批評，台灣科技產業最大的問題就是以代工為主。本文以為，代工本身並不是罪惡，而且代工也需要高超的製程技術、累積的經驗與精密的管理知識，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建構其他國家難以跨入的高技術門檻。
然而，台灣代工業最大的敵人，通常是台商自己。台灣業者通常抱持著「寧為雞首不為牛
後」的心態，一見到有商機就紛紛投入，造成台商間互相流血廝殺。一方面無利可圖；另一方面廠商小且多，資源過於分散，研發成果也遠不如國際大廠。因此，政
府應引導國內廠商合併，減少內部的惡性競爭，並整合資源發展自有技術。以達到台灣在代工市場寡占的地位，獨霸全球科技業的生產。
即使企業無法合併，也應仿效台灣自行車業成立合作聯盟。巨
大公司及美利達公司國內兩大自行車車廠，結合11家零組件廠成立社團法人台灣自行車協進會—A-TEAM，在經濟部工業局的主導下，結合財團法人中衛發展
中心及國瑞汽車體系之資源，引領台灣廠商開發IBD（International Brand
Design國際品牌設計），整合全球自行車市埸需求及產品創新能力，培養出不斷研發創新的團隊，維持台灣長期競爭優勢（自行車A-Team
巨大騎上巔峰，聯合新聞網，2005/08/17）。如此國內的IT代工業，才有機會擺脫自相殘殺的紅海市場。
四、利用大陸市場發展品牌事業
台商大多以代工產業為主，在微利化的時代中，經營備極辛苦。部分廠商嘗試在歐美市場發展品牌事業，卻因語言與文化的差異，不少廠商鎩羽而歸。
中國擁有十三億人口，佔全球大約五分之一的人口規模，近年
來經濟快速成長，近三十年來平均每年將近兩位數字的經濟成長率，今（2009）年一月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最終核實數據，中國已取
代德國成為繼美國和日本之後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未來將由「世界工廠」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成「世界市場」，內需市場的潛力相當可觀。
縱然目前大陸的平均國民所得還是相當低，不過，根據麥肯錫
預測，2025年中國的城市家庭將躋身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最近一項驚人的數字，便是中國的汽車銷售數量，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台商應把握
這個機會，由過去以外銷歐美國家的經營型態，逐步轉向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建立自有品牌，搶佔大陸十三億人口的市場。
五、拓展大陸市場
大陸自今年二月一日起啟動「家電下鄉」政策，對農民購買彩
電、冰箱、手機、洗衣機、電腦、空調、熱水器、微波爐與電磁爐等九類家電產品，給予產品銷售價格13%的補貼。後來又推出「汽車下鄉」，農民報廢三輪汽車
或低速貨車並換購輕型載貨車，或者購買微型客車，給予銷售價格10%的補貼。不但帶動大陸國產相關產業發展，連供應他們的零組件的台灣廠商（如面板與汽車
零件業）也跟著受惠。
以面板產業為例，根據DisplaySearch統
計，2009年第一季出貨到大陸的液晶電視面板（含用於液晶電視用途的監視器面板），合計696.4萬片，其中我國的面板雙雄供貨超過五成，奇美電仍是穩
居冠軍，實際出貨量達到228萬片，佔了奇美總出貨量的三分之一強，友達也有129萬片的數量，對我國廠商助益頗大。遠超過世界排名前二名的南韓廠商，三
星與LGD出貨量僅有100萬片左右的數量。
值得注意的是，家電下鄉政策成功後，中國繼續推出家電及汽
車進城政策。根據媒體報導，大陸將在北京、上海等九個省市，試行家電及汽車進城政策，鼓勵民眾「以舊換新」，換購汽車及家電、個人電腦。預估此舉將帶動至
少人民幣5,000億元（約新台幣2,42兆元）的新增消費需求。
家電及汽車進城政策效果恐將更勝於過去的家電下鄉政策，新
政策縱然初始只是試行，而且僅在北京、上海等九個省市推動。然而城市的購買力遠高於鄉下，誘發的消費力道將相當驚人，而且這九大省市的消費力本來就是大陸
地區的翹楚。根據過去的經驗，中共勢必將擴大適用範圍至大多數的地區，未來隨著範圍擴大，將大幅增加中國的民間消費規模。
然而，參與家電下鄉的品牌台商獲益卻相當有限，根據報導，
大陸商務部21日公布家電下鄉最新統計數據，各類家電下鄉僅今年上半年就賣出961萬台，銷售金額達人民幣162.3億元（約新台幣779億元）。台灣雖
有多家廠商入選，但只有宏碁賣出208台電腦、櫻花賣出13台熱水器（林則宏，家電下鄉
陸企吃肉台商喝湯，經濟日報，2009.07.23，網路版請見〈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3
/5034648.shtml〉）。政府應積極與對岸協商，讓台商能確實有機會深入參與家電下鄉及家電及汽車進城等政策，讓台商也能與大陸廠商公平競爭，
進而從中獲益。
另外，中國大陸近來積極組團來台採購，成果豐碩。以大陸海峽兩岸經貿交
流協會為例，六月初海貿會首發團來台採購大陸「家電下鄉」政策相關產品，採購金額為廿二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七百多億元），對我國廠商的幫助極大，目前大陸
海峽經貿交流協會的「兩岸經貿促進考察團」第二團也已經來台，預計採購金額將更大。但這並不是長遠之計，政府應協助廠商與大陸企業以互利互惠的合作基礎，
建立細水長流的採購關係，打通台灣商品銷往大陸的通道，將來才能源源不斷進入大陸市場。
六、與大陸共建新技術標準
大陸的崛起，提供台商新的機會。大陸廣大的市場，結合台灣
的技術，足以撐起新的技術標準。近來兩岸對此已有相當的共識，積極在各項領域開發共同的技術標準，擺脫外國專利的壓迫。由台灣的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
會與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定期針對各產業的技術標準加強合作。綠能產業亦是如此，雙方已就建立兩岸LED的產業標準有共識，近
期可望就會有初步的結果。
七、扶植國內設備產業
如前所述，台灣廠商偏好採用整廠輸入模式，加上政府的推波
助瀾提供租稅優惠，導致國內設備產業一蹶不振。以太陽能產業為例，全球總產出達6400MW(百萬瓦)，其中台灣產出800MW，全球市占率高達
12.5％，我國太陽能設備自給比率卻不及一成。反觀大陸全力發展設備產業，與太陽光電產業一起蓬勃發展，如今多晶矽太陽能設備本土設備自給率已經達五成
之譜，和台灣成嚴重的對比。
政府似乎也見到這個問題，經濟部工業局提出，2012年太陽能電池設備自製率提升到80%的目標。然而其作法卻不是扶植國內的相關廠商，而是吸引外國相關廠商來台投資。如此本末倒置，短視近利的心態令人咋舌。
設備與製造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政府長久以來忽略設備產業的重要性，扼殺自有設備與技術的發展。今後政府應積極扶植國內的設備產業，製造業採購外國的機器設備不應再給予租稅優惠，以落實設備與技術自主的目標。
肆、結論
一場金融風暴，有如照妖鏡，將台灣數十年全力培植的科技產
業的各項問題，一一呈現出來。我們應面對各項問題，一一解決。絕不可因為經濟趨緩，產業壓力不再，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蒙混過去。否則未來不用如全球金融
海嘯般的經濟危機再度來襲，只要小小的區域經濟動盪，即足以動搖我國的科技產業。
（本文刊載於2009年7月29日中央日報智庫論壇）
水就是水，哪管是河水，屍水，淚水、汗水
我這樣的說法其實過於簡化了，廖本全老師去年這篇文章把台灣的病入膏肓的困境描述的更為妥切： 如果把台灣視為一個人來看，先天的國土脆弱本質昭告此人體質不好；而百年來的山林開拓，濫墾、濫伐、濫建等向天搶地，告訴我們此 人素來不善待自己，並且不斷挑戰自己，造成一身儡弱；921地震無疑大病一場，更使原本敏感的體質加劇殘破衰敗；無奈此人積重難返、惡性難改，不僅從未保 養（復育）衰敗、受傷的身體（國土），仍然持續掠奪與噩耗，不到油盡燈枯誓不罷休；更恐怖的是，此人身處的外在環境（氣候變遷）極其惡劣，病毒、病媒充 斥，隨時可能引爆疫情。這樣的一個人，病痛傷殘成為生命常態，如果你是醫生，如何解救？一年過去了，其實我們都知道，即使再過個十年，這樣的文章每年這個時候再拿出來登一次，也都還會讓人心有戚戚焉，直以為是為了今年的悲劇而寫的。 新聞報導中不斷出現「惡水」一詞，好像大自然真的反撲了，對著人類露出兇惡的臉孔。 但，水就是水，水就是要往下流，水就是會把東西沖走，水不在乎你是好人村長還是苦命農民，水是一場跟水有關的災難中最好預測的元素，因為它的動向符合物理原則，水不會欺騙你，水只是水。 但是是什麼堵住了河道？是誰在河岸築起高高堤防？是誰讓砂石業者日夜開挖改變河道？是誰大量引用地下水又不回補？為什麼這些資源都給了都市，死傷都在鄉村？為什麼鄉村只剩下老人小孩，連自救都沒有人手？ 為什麼媒體日夜播報死難者家屬悲傷臉孔，而蓄養山林的土地被高山農業以及寺廟建築破壞，治水預算為綁樁不斷加碼，地下水被重大建設無限制取用，國土復育政策延宕時，他們是安靜的？ 台 灣不是政府的，不是執政黨的。我們以為選出個人出來，每年幾百億扔下去就沒事了。大家都知道政府辦事效率差，但是，相信我，就算你我成為政府公務員，辦事 效率只會一樣差，如果不是更差。台灣的政治跟媒體環境其實完全不鼓勵公務員創新，因為網友自發性做的網站可以出錯，公家花錢做的只要有錯就會被放大解釋， 然後底層公務員就要擔責任，能讓公務員鐵飯碗被砸掉的唯一可能就是白目搞創新。 在這次事件的緊急應變上，組織型態的台灣數位文化協會ADCT(揭露：我是協會理事)跟台灣部落客協會(TBA)動 作非常快速，馬上把現階段能用的工具跟資料應用上，PTT依舊是網友動員的火車頭，證明這有機體依然活得很好，還沒在噗浪跟Facebook等新進Web 服務夾殺下失去活力。值得關注的是除了即時資料匯整跟凝聚向心力以外，這些作為實際上在未來能對台灣想當然會持續面對的水患以及其他災害有什麼更實際的影 響，因為那才是真正的挑戰。 一、事件發生時的緊急回報網絡 這次在許多厲害網路應用者的實踐之下，很快的出 現了許多簡單又易用但是土法煉鋼的支援網站，訊息無法集中跟追蹤(例如哪裡的物資夠了，哪裡還欠什麼，哪裡的物資可以先運到哪裡...)是最大的弱點。其 實災難到處都有，在去年年初非洲肯亞發生選後嚴重暴亂之後，由非洲多國、荷蘭、以及美國工程師跟社會運動者發起的Ushahidi(史 瓦西利文，意為「證言」)計劃提供了很方便的開源工具，讓我們可以迅速成立災害資訊中心網站。功能或許跟ADCT手工打造的大同小異，同樣也以 Google map為主體，但是Ushahidi在介面設計上都已經經歷過多次實戰後的改善，我建議可在其基礎上進行在地化研發跟中文化，或許也對中國未來地方上發生 的災難能有所幫助。 但這只是第一步，通常所有的努力就在這一步結束了。如果你還有熱血，請看下一步。 二、事件發生後的公共工程需求、回報與追蹤 SeeClickFix一 樣是用Google Map 為主體的回報服務，而且可以非常有效且方便的回報事件、給予評論、追蹤特定事件、以及特定區域內的所有事件。但是它的焦點放在「非緊急」的事件上，跟 Ushahidi不同，可以用來作為之後各個地方公共工程需求回報與追蹤的工具，你如果認為某個地方需要更多關注，可以自行新增，也可以回應、分享、或表 示「I want it fixed too!」如果該工程有任何進展，也會隨時email 給所有關注的人。你也可以劃一塊地方，如果有人在你劃的這塊地方裏面新增需求(I want it fixed)，你也會馬上獲得回報。這樣你我就可以毫不費力的持續分享跟得知工程進度。 你也可以貼到自己的部落格上，隨時觀察，回報。能持續到這一步的你已經是萬中無一，如果你真的熱血無限，請繼續下一步。 三、了解事件為何發生， 預防重於善後 錯 綜複雜的河川治理與公共工程問題要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大家都還記得民進黨執政時期8年八百億的治水口號，或許也知道這個肉桶法案還史無前例的在國民兩 黨聯手加碼之下變成一千四百一十億！但你絕對不知道這些錢花到哪裡去了，經過這次水災，我想你一定更納悶了。在當年預算通過之後，由台灣綠黨、綠色公民行 動聯盟、綠色陣線、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等組織共同成立的「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這些年來擋下許多無用，甚至傷害河川的公共工程，並且持續監督這龐大金額預算的支用情形、檢討不當水利措施、要求政府資訊公開(而且容易取得跟閱讀)。或 許你跟我一樣對於這個議題所知甚淺，也沒有能耐投注太多心力，但是請時常關注這個網站，並且在能力所及之下給予運作經費及人力上的支持。如果你有一千元可 以捐給災民，請拿出十分之一捐給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 或著，如果在你家舉辦什麼工程的公聽會，起碼要記得去參加，寫篇公民報導回來。 最後，容我八股但真心誠意地向所有對災區付出關懷跟協助的人跟團體致上最高敬意。水患已經夠多了，政治口水就煩請晚一點再進場吧。 延伸閱讀：全球之聲對於這次南台灣受創的報導。 唉，除了發展公民力量我真的覺得是無解。
2009/03/09
蘋果日報
ECFA 一場荒謬劇馬 總統出來為CECA（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爭議定調，提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新詞來一統各方歧異說法，同時或許還隱含兩岸先商談、簽定經貿合作大框架，再 逐項細部商談不同經貿議題的用意。其實馬總統早該出來把問題講清楚、說明白，畢竟他認定兩岸關係是《憲法》賦予總統的主要職權。 ECFA的爭議吵成這樣，馬政府真的難辭其咎。早在2005年連胡會新聞公報中就提到「建立穩定的經濟合作機制，並促進恢復兩岸協商後優先討論兩岸 共同市場問題」，這是ECFA主張的源頭。眾所周知，蕭萬長向來主張兩岸共同市場，國民黨也將之納入17大政綱之中。而CECA也好、ECFA也好，都可 比擬為「有兩岸特色」的FTA，國民黨智庫學者將之列為推動兩岸共同市場的起點。 總統大選時，馬蕭經濟政策中納入了「在WTO架構下推動與各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或『全面經濟合作協定』（CECA）」，也提到要和美國簽 CECA。或許出於選舉考量，沒有明列中國大陸。但勝選次日，內定接任國安會秘書長的蘇起接受媒體訪問時，就明確提出將與大陸「協商綜合經貿合作協議 （CECA）」。 連胡會至今已經快4年，馬英九就職也快要一年，國民黨既以兩岸開放為大政方針，是選舉的主要政見，從智庫、相關部會政務官到國安高層，理應在相關問題上有萬全準備。 民進黨說帖矛盾 但恰恰相反，從最基本名稱、時程規劃、基本架構，到與對岸的談判策略，及如何進行朝野政治協商、黨政與各部會協調、國會監督審議以及與民眾溝通、折衝不同群體利益等高度政治性的工作，看起來都沒有縝密的規劃。 民進黨雖然砲火猛烈，但表現也是荒腔走板。該黨近日提出了一份說帖，內容列舉諸多理由反對ECFA，認定這將造成關廠失業的大災難，看似要顧及工農 利益。但是據報載，該黨政策會執行長說「如果兩岸簽FTA，民進黨舉雙手贊成」。然而，ECFA與FTA兩者名稱雖不同，但實質上都是要推動兩岸貿易投資 的自由化，怎可能ECFA造成失業潮，FTA卻帶來幸福繁榮？ 民進黨在ECFA問題上打工農利益牌，卻在主張和美、日、中、東協等國簽訂FTA時，隻字不提工農利益、產業衝擊，顯示十足的自我矛盾，也坐實了「逢中必反」、「搞民粹」的罪名，又怎能怪輿論批評它「只會重彈意識形態老調」。 ECFA的爭議根本是一齣荒謬劇，完全展演了台灣惡質民主政治的特色︰毫無決策品質的執政團隊、被基本教義派綁架而政策立場又自相矛盾的反對黨、只重形式卻無法進行深刻政策辯論的兩黨體制。 至於平民大眾原本應是民主政治的主人翁，卻在政客四濺的口水中，完全無法分辨孰是孰非，無法真正得知ECFA對不同社會群體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多數 的人只能夠冷漠以對。面對亂局，老百姓必須力促政府決策透明化，並要求兩黨進行嚴肅的政策辯論，以爭取民間力量在兩岸議題上的發言權。 Southeast Asia
The evolution of Philippine Muslim insurgency By Marco Garrido MANILA - A contingent of nearly 2,000 US troops will arrive in the Philippines next month to take part in joint US-Philippine military exercises. The American soldiers will find themselve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help Filipinos combat a plague of banditry and terror posing as Muslim activism. Or, if the Americans fail to appreciate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bases for the troubles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 a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helped foster those troubles over the past century - the troops will make matters even worse. Balikatan 03-1 will be the newest in a series of at least 17 military exercises plann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for 2003. Like its predecessor, last year's Balikatan 02-1, this year's exercises will involve a sizable deployment of US troops to Muslim areas in Mindanao. The Balikatan exercises are aimed at extirpating the Abu Sayyaf bandits, a group that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consider terrorists. This will not be the first time that American soldiers have forayed into Mindanao to combat Muslims. While the current exercises no doubt find their justification in the ongoing international war on terror, another, more traditional war waged a century ago occasioned a similar influx of US troops to the region. US incursion then played a part in fostering the conflict justifying US incursion now. The US role in shaping Moro identity The Philippine-American War lasted from 1899 to 1902, although the Americans kept fighting Muslims in Mindanao until 1914. "Pious paternalism and brutal pacification" marked US policy toward the Philippines, with the latter predominating. Between 1903 and 1906, American soldiers killed more than 3,000 Muslims in Mindanao. After hostilities, the Americans sought to reinvent themselves as a paternal power under whose tutelage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for the Muslims would be brought about. Heretofore, Philippine Muslims had remained largely divided along ethnolinguistic clan lines. Spanish conquistadors had arrived in the Philippines in the 16th century, but were unable to subjugate the Muslims in Mindanao. While nationalist history, both Muslim and Christian, tends to depict a unified Muslim resistance primarily motivated by religion, more recent scholarly work suggests that Spanish incursions into Muslim territory did not succeed in fostering in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an overarching identification as Muslim. Instead, traditional inter-clan rivalries were pursued, often with Spanish help. As Thomas McKenna argues in his book, Muslim Rulers and Rebels, it was the Americans who set about to unify the disparate Muslim clans. Ironically, the chief instrument of Muslim ideological subordination proved to be religion. Najeeb Saleeby, a Christian, Syrian-born doctor who had come to Mindanao as part of the US colonial apparatus, took an interest in the "Moros" - which was the derogation the Spanish had used to refer to the Muslims (after "Moors"). He noted that these Muslims "have so little religion in their heart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get enthusiastic and fanatic on this ground". Nevertheless, Saleeby believed that religion could be "encouraged and promoted" as a way to bind the Muslims to their leaders. Doing so, he reasoned, would render the naturally fierce Muslims more amenable to US administration, as conducted through their datus (chiefs). A united and obedient Muslim populace would be more receptive to civilizing (modernizing) and nationalizing influences. In general, Saleeby's prescriptions were taken to heart by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is illustrative: Writing in regard to a young Muslim princess he had sent to the States to be educated, Frank Carpenter, the governor of the Department of Mindanao and Sulu, instructs "that she not be encouraged or permitted to abandon her at least nominal profession of the Mohammedan religion, as she would become outcast among the Sulu people and consequently her special education purposeless were she to become Christian". Likewise, Edward Kuder, the superintendent of schools for three Muslim provinces - Cotabato, Lanao, and Sulu - sought to "inculcate in [Filipino Muslims] the value of cooperating with the leaders of Christian Filipinos in working for the common welfare of the country" (McKenna). One index of his success was the pride with which one datu, a student of his, displayed a cherished gift Kuder had made to him: a Richard Burton translation of the Arabic classic A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he evolution of separatism: Grievance ... History remade what the Americans had worked so intently to cultivate. Three events in particular - Christian immigration to Mindanao, sectarian violence, and martial law - transformed the kind of pliable, sanitized Islam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had propagated into a basis for discrimination and, eventually, rebellion. A trickle of Christian Filipinos was encouraged southward under a homesteader program initiated by the Americans. It was not until after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in 1946, however, that the trickle approached a flood. The new homesteaders were largely tenant farmers in search of their own land, as well as resettled Huks (former communist insurgents). The rate of Christian immigration was sufficiently intense and unrelenting that, as Jacques Bertrand notes in Pacific Affairs (Spring 2000), whereas "in 1912 the Moros owned most of the land in Mindanao and Sulu, [by] 1972 only 30 percent had land in their name, [and by] 1982 the Moros represented only 17 percent of total landowners". At the same time, Filipino Muslims became subject to increasing discrimin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A number of violent incidents, perceived at least to be motivated by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likewise fostered a growing sense of grievance among Filipino Muslims. Two events in particular do well to represent a series of violent outbreaks during the late 1960s and throughout the '70s. In 1968, 14 to as many as 28 Muslim military trainees were executed on the island of Jabidah. It soon came out that they were part of a secret military operation to invade the Malaysian island of Sabah. While the reasons behind their execution remain unclear, the Jabidah Massacre became for Muslims "both a provocation and metaphor" (McKenna). It figured centrally in an emerging Moro 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emergence of the Ilaga ("rats"), a Christian group that terrorized Muslims, also fueled Muslim grievance. Ilaga violence reached its bloodiest in June 1971 with the massacre of 65 men, women, and children in a mosque. Martial law provided a third and more sustained source of grievance. President Ferdinand Marcos justified declaring martial law on September 21, 1972, by purporting that the Muslim secessionist movement threatened the country's stability. However, as McKenna argues, martial law turned out to be more a cause of the separatist movement than its consequence. The brutality of the military under martial law fomented resentment among the Muslim populace. As the government military campaign intensified, ordinary Muslim solidarity with the rebellion solidified. ... and opportunity Certain opportunities provided growing Muslim grievance an outlet. By so doing, they enabled the emergence of the Filipino Muslim insurgency movement.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the form of scholarships positioned the leaders of the Moro separatist movement by enabling them to articulate the frustrations of the larger Muslim community. Nur Misuari, founder of the 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LF), was awarded a scholarship from the Commission on National Integration, which, ironically, was created to incorporate young Muslims into the larger Christian n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in the late '60s no doubt also provided Misuari an education in political activism, especially since the Jabidah Massacre had become a rallying point for protest. Hashim Salamat was similarly molded by his educational experience. Salamat received a scholarship from Al Azhar University in Cairo as part of Egyptian president Gamel Abdul Nasser's program to promote pan-Islamism. In Salamat's case, the scholarship seemed to have worked as intended. First collaborating with Misuari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NLF, Salamat later split to form the Islamic-oriented 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MILF) in 1982. A specific political opportunity allow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NLF. In 1968 Datu Udtug Matalam founded the Mindanao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e MIM was originally intended as a form of retaliation against establishment political powers that had sidestepped Matalam in his re-election bid for governor of Mindanao and had personally insulted him by failing to pay him condolences after the killing of his son by a Nation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NBI) agent. Publicly, however, the MIM was represented as a direct response to the Jabidah Massacre. Despite Matalam's intentions, the MIM, which only someone with Matalam's political cachet could have founded, became a lightning rod and platform for young, disenchanted Muslims. Both Misuari and Salamat associated with it in various capacities. Finally, a number of resource opportunities, mostly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enabled the emergence of the various Moro rebel groups. Malaysia, furious at Marcos for having tried to invade Sabah, readily lent its support to rebel groups. An MIM detachment trained for guerrilla warfare in Sabah. After the Jabidah Massacre, Libyan leader Moammar Gaddafi provided weapons to the rebels through Sabah. Cigarette smugglers with a bone to pick with Marcos provided financial, logistical, and military support to the rebels. And, of course, the war in Afghanistan spawned Abu Sayyaf founder Abdurajack Janjalani, providing him with a supply of weapons and perhaps even a funding source in Osama bin Laden. The value of insurgency While the combination of grievance and opportunity may explain the emergence of Muslim rebel groups, other factors account for their staying power. After all, the Muslim secessionist movement has persisted in one form or another for the better part of three decades. It would seem that while Muslim insurgency may be a way of expressing grievance, it is also a means of capitalizing on and creating opportunities. This is how insurgency sustains itself. Muslim insurgency can be seen as an innovative way of continuing patrimonial politics on a local level. The emergence of the rebel movement had created an elite to counter-balance the datu (chieftain) establishment. Traditional datu politicking could now be contrasted with a politics "employing Islamic renewal as a cultural frame for political behavior" (McKenna). In this vein, the MILF has proved to be particularly effective, exerting its influence through an underground "shadow government" and, above ground, through a body of clerics, the ulama. Religious identity has become a source of political power for the MILF. This dynamic was amply displayed in the elections of 1986, the first "free" elections since martial law had been declared. While the MILF officially boycotted the elections, its network was nonetheless utilized. Rebels doubled as party representatives for UNIDO (the United National Democratic Organization), a coalition organized around Corazon Aquino, and voting Cory suddenly became Islamic. This also allowed the rebels to reap the political payoff of having supported the winning candidate. The MILF also levied its religious cachet to win political recognition. Feeling snubbed by the newly-elected Cory administration, Hashim Salamat called for a "prayer rally", which successfully tapped the root of Islamic populism in order to prop Salamat as a serious political force. As the case of the Abu Sayyaf illustrates, Muslim insurgency can also be used as a cover for banditry. The Abu Sayyaf make a point of gesturing toward an oppositional Moro identity, by, for instance, demanding that crosses be removed from public view or by interpreting one method in their arsenal of terror-decapitation as rooted in Islam. But their modus operandi - kidnapping for ransom - suggests that profit, rather than Islam, is the predominant motivation for their activities. On the one hand, the MNLF and MILF seem to acknowledge this. They try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the Abu Sayyaf and have even pledg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in its pursuit of the group's eradication. Still, the links among the groups remain unclear. Considered a "lost command" of the MILF, the Abu Sayyaf may not be lost at all. There has been speculation that the group merely provides a cover for "legitimate" rebels moonlighting for profit. Moreover, charges of military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bu Sayyaf - that the military is being paid a part of the ransom money to allow the Abu Sayyaf to continue their operations - have delegitimized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AFP) in a way that conflict with the "legitimate" rebels, the MILF and MNLF, never has. Thus American soldiers have been brought in under the Balikatan agreements to do what the AFP has been unable to do: neutralize a nettlesome band of no more than a few hundred brigands. A larger problem The first round of Balikatan military exercises (02-1) was somewhat of a success. While the Abu Sayyaf remained at large, they also ended up largely decimated, with one of their top commanders, Abu Sabaya, left to the crocodiles. The joint operations managed to kick the Abu Sayyaf out of Basilan, their former base. More important, thanks to the civic and humanitarian projects that accompanied the operations, a sense not only of peace but of order was re-established on the island. However, even if continued Balikatan operations succeed in wiping out the Abu Sayyaf, what is to stop another group from taking its place? There is certainly no shortage of groups whose activities and connections could get them labeled "terrorist". The Pentagon Gang is one such group. Like the Abu Sayyaf, it appears to have splintered from the MILF. The real question, therefore, is whether terrorist activity can be substantially reduced without addressing the Muslim insurgency movement. While the MILF may remain a "legitimate" insurgency group, its membership is particularly volatile. A string of attacks in the past week illustrate this point. The explosion of a car bomb outside an airport, the massacre of 14 villagers in a farming community, another bomb attack in an open-air market, and the destruction (through rocket-propelled grenades) of two power-transmission towers and five power pylons all took place in areas of traditional MILF activity. And on Tuesday, a blast ripped through Davao airport, killing at least 21. Since the attacks followed the military bombardment of an MILF stronghold in Pikit, Cotabato, which left close to 200 rebels dead, the military has fingered the MILF for the rampage. However, the group has deni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ttacks. Rebel spokesman Eid Kabalu has alleged that the attacks were the work of "other interested groups". Datu Norodin Alonto Lucman, chairman of the Muslim Multi-Sectoral Movement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claims that the attack on Pikit severed the rebel chain of command. "The MILF leadership has already lost control over its guerrilla fronts; the government is now dealing with hundreds of independent guerrilla fronts." A limited role for the US So fa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hilippine President Gloria Macapagal-Arroyo has resisted US pressure to brand the MILF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fears, quite rightly, that a terror tag will only drive the rebel group from the peace table and incite retaliatory attacks. More significant, the MILF is not only broad-based, with a fighting force about 12,000 strong, but it has succeeded in establishing deep roots within Filipino Muslim communities. This reality limits the utility of a strictly military approach. Unlike the Abu Sayyaf, the MILF cannot be extirpated without enormous, perhaps unbearable, cost: the upheaval of numerous Muslim communities and the alienation of innumerable others that sympathize, if not identify, with the aspirations the group represents. The Balikatan operations will be more effective against groups that do not enjoy such popular legitimacy - such as the Abu Sayyaf. The history of the Bangsamoro separatist movement suggests that a better way to contain the rebel groups may be by target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structures that sustain them. This means putting the squeeze on the insurgency's financing by identifying its international backers, thwarting its local fundraising rackets such as smuggling and extortion, and making sure that the tremendous quantity of humanitarian and development aid being poured into the region is not being diverted to the insurgency's coffers. The Americans can help with this. They should not, however, be permitted to engage in direct combat with the MILF or other insurgency groups. Moro nationalism has replaced the history of America's role as one of the movement's inadvertent founding fathers with its current image as an inveterate enemy of Islam. Anti-Americanism has become one basis of a new pan-Islamic solidarity. If the Balikatan operations are expanded to include the MILF, the Americans will only find themselves with a war they cannot win. Victory would only encourage further resentment and lay the groundwork for future conflict. (©2003 Asia Times Onlin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lease contact content@atimes.com for information on our sales and syndication policies.) 馬誠實vs.藍媒不誠實
◎ 楊博修
近來部分媒體為了幫馬英九說「六三三」八年後才能達到這說法解套，紛紛以馬英九太「誠實」作為減低馬動搖民眾信心的解套說法。 但，一個總統若誠實，會在選舉前明明知道全球景氣即將走下坡時，提出「馬上就會好」、「六三三」的承諾？明知未來沒辦法馬上做到，為何要欺騙選民？為了奪取權力開出來的支票如今未能兌現，這不就是詐欺？今日國民黨執政，不就是用騙來的嗎？這麼天大的說謊，竟然被部分媒體描繪成「誠實」！ 藍色媒體每次遇到藍色政客出包，就只會用這招，因為社會會原諒、同情「老實人」，不會原諒「說謊的人」，部分媒體用老實、誠實等字眼形容馬英九，以求社會 能同情馬英九，並減低馬出包對藍營的衝擊。實際上，觀之選前對六三三的信誓旦旦，到選後才承認八年才做得到，實際上甚至八年都做不到，這樣選前選後的不一 致，實反映藍營為奪回權力，那種飢渴狀態下的謊言，是多麼容易用包裝手法呈現出來。民眾，又再一次被造神運動給騙了。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碩士） 的確這是我們很容易犯的盲點。但選舉就是本來就是造神，不然我們選一個跟我們一樣平庸的人要幹麻？然後，沒有辦法或沒有能力讓它馬上好是事實，承認無能，好像比一直堅持說我們做的很好，還要好一點。不過整體而言，我還是同意我們不能因為一個公眾人物的誠實就原諒它犯的錯。但我並沒有說這件事情馬英九有錯。and雖然蛇足，我還是要潐一下，挺綠的真的滿常一隻食指指著別人，結果另外四隻手指都不小心指到自己。硍，我竟然不確定一隻手指是一隻還是一枝。 文化評論 / 德國：「很窮，卻很性感」的柏林
文：廖桂賢 出處：http://magz.roodo.com/article/1131 2009年07月30日 Update │ Global 六月份回到久違的台灣， 新書《好城市，怎樣都要住下來》也剛好出版。因為這樣的書名，我經常被問到：「你心目中的好城市是哪一個」？坦白說，我沒有好答案，因為沒有一個城市是完美的。 目前，我也許找不到一個完全符合我心目中嚴苛標準的城市，卻也忍不住提到了柏林。我與柏林只有短暫六個月的緣分，但我真的非常喜歡這個城市，不得不離去時， 非常不捨。記得去年，當西雅圖的朋友聽說我和夫婿有機會到柏林小居，無不露出羨慕的眼神，十個有九曾去過柏林的朋友不約而同地告訴我，他們愛死柏林了。 而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人們會愛上柏林。 過去二十年來，柏林在兩德合併後一直陸續進行的大規模的重建工作，直到現在市區內還處處都是工地。開發主義的輿論認為，因為進行的大規模的建設開發，柏林正 浴火重生。但在我看來，讓柏林重生的絕不是那些嶄新、摩登的硬體建設（例如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這些新建築更不是我喜歡柏林的原因；讓柏林重生的，是人而非硬體建設——是各地湧入的活力與創意。 許多德國人都說，柏林是個很不「德國」的城市，我想，正因為她是這樣的特別，我才喜歡她。柏林「很窮，卻很性感」——這是柏林現任市長Klaus Wowereit對自己城市的描述，我覺得這個形容真是再精準也不過了。 跟許多歐美歐之外的城市比起來，柏林當然不能算窮。但作為德國首都的柏林因為遠不如漢堡、慕尼黑等其他德國大城市富裕，無法支付大量的人力來清理城市儀容，她的街道並不乾淨，無處不充滿了塗鴉；但也因此，柏林有著精彩的塗鴉藝術，到處都可以看到令人拍手叫好的街頭畫作。 也因為柏林「窮」，成了歐洲難得的平價天堂，物價水準比起其他歐洲大城低了許多，因而吸引了大批不甚有錢的年輕人、藝術家、各國移民，在這裡更沒有後顧之憂地施展抱負，為柏林帶入源源不絕的創意與活力。 一個能夠讓年輕人免於為高昂物價和房價所苦的城市，能夠專心實現自己理想的城市，讓我一開始就喜歡上了！ 是 的，柏林不富裕，而且看起來亂亂髒髒的，但在許多人眼中卻是非常性感。對我而言，這性感來自於她的多元與包容：有各國移民、各個社經階層的人匯聚在這裡， 所以這個城市有著不同的次文化、語言、商店、食物、藝文活動、住宅形式等等。即便我是個外國人，即使我根本不會說德文，卻可以在這個城市活得很自在；每一 個人，都可以在柏林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 不富裕的人在柏林，即使買不起大房子，也跟有錢人一樣可以享用大空間：享用無所不在、大片大片的公園和綠地。柏林市的面積是台北市的三倍多大，她沒有瘋狂的 將每一寸土地開發，而是保留了一半以上的土地給森林和公園。即便是讓給了道路的土地，也像公園一般：柏林大部分的街道都有行道樹，春夏之際，當綠葉爬滿枝 頭，整個城市就像一個大公園，到處綠意盎然。 不富裕的人在柏林，要是買不起車子，也不礙事。柏林有完善的大眾捷運系統，即使沒有私家汽車，也可以在這個城市中自由暢行；就算沒有太多錢可以搭乘捷運，至少柏林還有很好的自行車環境，只要有一部鐵馬，交通就不成問題。 不富裕的人如我，在柏林過得非常舒服。如此的柏林，能不愛上嗎？ 怎麼這麼像天堂樂園阿... 女權
江妙瑩 2006年11月8日公娼自救會會所──文萌樓被台北市文化局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指定為市定古蹟，為台灣妓權運動開啟新紀元，也是1997年開始的公娼抗爭運動新的轉捩點。 台灣性產業政策始終曖昧不明，多數性工作者因而背負種種道德污名，例如愛慕虛榮的女人、搶別人丈夫的女人、浪蕩的女人、自甘墮落的女人……，社會秩序維護法（以下簡稱社維法）第80條罰娼不罰嫖的規定，直接為性工作者定罪，突顯法令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精神。 1997年台北市廢公娼後，公娼展開抗爭開始，由妓權工作者、前公娼代表所組成的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強 力抨擊廢娼政策、掃黃政策逼使性工作者鎮日擔心遇上「釣魚」的假鏢客及便衣警察，或者遇上白嫖或心存歹念的惡徒，求生更加不易，再加上全球化資本經濟的流 動，透過人口販運方式，來自中國、東南亞等地區的外籍性工作者日益增多，性交易市場相互剝價競爭的結果，首當其衝的便是街頭底層性工作者的生計，因此，她 們要求廢除社維法第80條為當務之急。
台灣的性產業除了前述街頭性工作者、跨國工作兩種類型外，還有舞廳、酒家、酒店、KTV、三溫暖等七、 八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營業規模，以及小型的泡沫紅茶店的鋼管女郎、傳統茶室、提供餐飲唱歌表演的「阿公店」、私娼館，數人組成的按摩護膚、指油壓中心等工作 室，還有無固定交易場所的應召女郎或網路興起的「網路援交」多為應召集團所經營……，這些性產業有的提供性交易，有的則是游走社維法邊緣的情色表演，形構 了台灣「性愛樂園」的圖像。 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近年來不斷力陳恢復公娼政策，讓性產業合法化，台北市長馬英九也曾於2002年遠赴 荷蘭考察當地性產業政策。今年（2006）前公娼領袖官秀琴投海身亡，再度凝聚妓權運動能量，不但向台北市長候選人提出「訂立台北市成人性交易自治規則」 等多項訴求，同時要求他們簽署承諾書，並於11月24-27日舉辦三天的「2006性產業政策國際會議與2006第五屆台北國際娼妓文化暨行動論壇」，邀 請目前國際性產業合法化國家的專家學者，包括澳洲、荷蘭、德國，以及罰嫖不罰娼的瑞典，分享她們性產業合法化實施情形及衍生的問題。
我們先說說國人最熟悉的荷蘭。作為歐盟會員國一員，荷蘭自2000年立法承認從娼為一種職業，可以透過 娼館、私人公寓建物和類似阿姆斯特丹紅燈區的櫥窗娼館進行性交易，性工作者必須向當地地方政府登記並且納稅，享受政府給予社會福利措施，因而使得性工作者 在合法化過程中，可以獲得工作權益保障、平等的勞資關係、去污名化及壓迫的可能性。 另一歐盟國──德國，2002年完成「娼妓合法處境法」，賦予了性工作者公開活動的權利，為徹底消除對 性工作者的歧視，法令規定，性工作者可以自由選擇登記或不登記，同時廢除了強制性工作者公共衛生檢查措施，德國政府認為，強制性醫療檢查不但無法有效防治 愛滋病，也間接鼓勵了嫖客不戴保險套，阻礙性工作者發展自我培力的能力。 在德國，80%的性工作者在公寓自營、娼館、酒吧或俱樂部等室內工作，在街頭的，大多為德國人。針對 「禁區條例」，地方政府有權決定是否設置禁區，例如，在慕尼黑，幾乎全面禁止街頭性工作者存在；柏林則全面合法化；漢堡只有在每天的特定時段、特許區域 ──雷佩爾街（最有名的性產業區域）才被允許；其他一些較小的城市，市中心區及住宅區均為禁區。
荷、德兩國儘管性產業合法化，也允許新歐盟國家公民在其境內從娼，但他們卻禁止非歐盟國家人民越界工 作，亦即不准外國人以從事性工作為由申請入境簽證及工作、居留許可，即使擁有短期居留許可的女性若沒有申請特殊許可，不能德、荷境內從事性工作。澳洲則是 開放契約式的跨國性工作者簽證，尤其是在雪梨所在的新南威爾斯省，娼館、按摩院和伴遊公司都是合法的，也開放某些地區開放街頭性工作；而墨爾本所在的維多 利亞省，只要是取得執照的娼館、伴遊公司和註冊過的性工作個體戶均屬合法。 據估計，澳洲每一年大約有300-400名性工作者透過簽約式跨國販運來到澳洲，其中以中國女性為最大 宗，若是以其他合法身份進入澳洲，中途想從事性工作也是被允許，通常是拿學生簽證、短暫居留簽證者為多，我們發現，儘管澳洲性產業政策持較開放的態度，仍 然無法杜絕非法的跨國性工作者，這情形同樣發生在德、荷等歐盟國家，外籍性工作者多於本地性工作者為普遍的現象，去年（2005）歐盟各國曾為了跨國非法 性交易問題召開首長級會議，謀求共同解決之道。 跨國性工者比例高達八成的荷蘭，訂定了保護遭人蛇集團販運的從娼女子法令，只要有一絲跡象顯示這名女子 為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法律將提供她三個月時間思考是否提出控告，這期間，她可以獲得經濟、法律和社會心理的支持，也有機會去參加職業訓練及工作；如果她不 提告訴，她將立即被移送出境。根據資料，100名跨國性工作者有70-80名是被販運的，但最後只有1-2名決定控告，因為多數性工作者擔心人蛇集團對她 及家人報復；也有性工作者不知她是受害者、也不清楚這條法律內容，對執法的警察不信任，因而降低了尋求協助的機會。荷蘭的妓權團體主張，人口販運是對人權 的侵害，國家應責無旁貸地肯認受害者的人權，不應以她們是否願意作證作為交換條件，國家有義務調查侵害、處罰犯罪者，建立受害者補償機制，包括保護受害人 遠離報復，避免其非法身份而專斷地遣返。為減少人口販運女性被迫賣淫不斷發生，她們同時主張，要對性產業出口國的女性教育宣導，讓她們清楚了解輸入國的各 項法令規定。
台灣多個婦女及兒少保護團體組成的「縮減性產業政策聯盟」主張不處罰賣性者但要嫖客罰鍰、懲罰得利第三 者（老鴇、車伕、皮條客、人蛇集團）的主張，即是接近瑞典模式。瑞典於1999年1月開始執行罰嫖不罰娼法律，瑞典政府認為，性交易主要是為滿足嫖客的慾 望需求，從娼者往往成為受剝削的對象，因而主張透過處罰嫖客方式達到逐漸消弭性交易市場。 這次受邀來台專攻性產業政策法律研究的瑞典法學學者Jesper Bryngemark指出，警方執法時必須攝影，並以保險套和金錢為憑，嫖客為防範被抓，可能要求不戴保險套，如此一來，即造成性工作者處於不安全的險 境；多年來，警方取締的數量顯示，嫖客減少了，可是，他擔憂，性工作者為了生存，可能更容易倚賴第三者為她們仲介顧客。曾遭人口販運販賣至義大利的瑞典性 工作者Rosinha Sambo也在這次研討會中分享個人經驗，她說，國家管制愈嚴格，人蛇集團勢必付出更高的成本，對性工作者的管控也愈嚴格，外界資訊難以送達性工作者手 中，性工作者自然難以培力保護自我。來自荷蘭的妓權團體資深外展服務員Hanka Mongard說，根據她們的訪查，女性從娼多半為了生計，由於社會的污名化，通常從娼時間不長，做個幾年，經濟問題解決了就會退出這個產業，她建議政府 該思考的是如何保護與協助從娼期間的健康安全資訊及免於嫖客與第三者的剝削和暴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性工作者除罪化逐步為台灣政府與民間的共識，可是，由歐洲國家的例子，我們知道法令 解除從娼者的懲罰並非等同於消除性工作者的污名烙印，面對全球化後跨國性工作者流動及人口販運問題，台灣無法自外於國際情勢的變化，除了除罪化外，還需要 更細膩思考我們的性產業政策接下來要怎麼走，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即將舉辦市民論壇，需要你我的智慧和參與，共同提出符應台灣民情以及實踐人權國家的法律與 制度。
賣淫合法化 從荷蘭性產業談起 ‧朱利亞 2006/11/29 性產業適用什麼樣的法令，是世界普遍的難題。全球四大性產業政策模式：瑞典罰嫖、澳洲除罪、美國廢娼、荷蘭德國合法，其實每一種都經過漫長的論戰和歷史發展。 講到賣淫，很奇怪一般人都會規避討論。有時候我會想，每個人都知道賣淫是違法的，但明明從電視上、電影上、書上、甚至親身經歷上，大家都知道有這回事，那麼違這個法到底有什麼意義？
好比說荷蘭，許多人第一個聯想到的是大麻合法、同性戀合法、現在又加入了賣淫合法。若據此以為荷蘭是個性開放甚至氾濫的國家，那就完全是偏見了，事實上，雖然阿姆斯特丹擁有馳名於世的紅燈區，但是妓權團體爭取合法的過程卻一直到2000年10月1日才走到終點。
那麼在此之前，賣淫算什麼？
賣淫不合法也不非法，它無法可管，只要沒惹麻煩，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就是所謂的「除罪化」。
性產業適用什麼樣的法令，是世界普遍的難題。全球四大性產業政策模式：瑞典罰嫖、澳洲除罪、美國廢娼、荷蘭德國合法，其實每一種都經過漫長的論戰和歷史發展。一般社會群眾可能以為性工作法令牽扯的是道德問題，禁止就是承認性工作不道德，合法就是認為性工作可接受。其實站在法律層面來看，癥結只有一個：怎麼做才能遏止性產業衍生的犯罪行為，如剝削、強迫、人口買賣？而就是面對這一樣的問題，每個國家發展出不同的答案。
選擇合法化的荷蘭，是基於荷蘭憲法和國際人權公約中，保障人們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在過去的經驗當中，荷蘭政府已經發現無論怎樣嚴苛的法令都無法成功杜絕性產業，就連偵辦與性交易活動有關的犯罪都相當困難，他們終於想通：性工作是個事實，它不僅一直存在而且不會消聲匿跡，人們如何看待這件事並不重要，重點並不在於禁止它，而是把它納入管理。新法令的基本精神是只要雙方皆為成年人，且兩方均同意的情況下，賣淫便合法；反之，只要有一方是未成年，或出於非自願的交易，就算非法。前例既開，德國也在2002年將性工作合法化。
事實上，這則刑法第250條的修法，僅是將性工作者的特殊定位取消，從此性產業與其他行業一樣，同時受到勞工相關法令的規範與保障。中央政府將實際的執行細節交由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各城市可以選擇是否成立個體戶街頭拉客的區域、也可以自行擬定警方執法的程度，以及配合的相關措施。荷蘭地方政府協會設計了一套建議方案，附帶規定的執照制度，目前有94%的地方採用了這套方案，或針對當地需求稍作修改。
目前荷蘭合法登記的性工作者約25,000名，半數在妓院工作，其他則是個體戶或受雇於人。新的法令保障了他們的工作權益，從此以後可以向雇主爭取勞工權益，遇到滋擾或脅迫也可以光明正大報警，當他們生病時可以請病假（依法必須投保有醫療保險），衛生單位還安排了到府檢查的專門醫生和心理輔導師；在合約範圍內，可以拒絕超時工作或不想接的客人；如果因為無法控制的因素不能繼續工作，也可以領失業救濟金。
簡而言之，這些性工作者和其他職業一樣受到勞工法令的管理，且納入失業保險、健康保險及年金制度的體系中。他們甚至組織了工會，可以和妓院老闆擬定集體的勞工協議。曾有銀行和保險公司不願受理這種職業的申請，性工作者一狀告到法院而且勝訴了。
至於娼館（或俱樂部），依規定要申請執照、要提出營業項目、要替員工投保、要接受定期檢查、而且需要繳稅，也就是說，性交易場所完全可以檯面化，且受到與其他公司行號一樣的保障與限制。這對「業者」來說，怎樣看都不算利多，也無怪乎原本「以合法打擊非法」的立意並沒無太大成效。
依荷蘭現行法律，擁有工作權者僅限於荷蘭、歐盟及歐洲經濟區、年滿18歲的女性與男性，若是來自其他國家，則必須符合一些要求，例如使用私人資本、提出實業計畫、商務技能、並且擁有本地居留權。性工作者也一樣，必須符合上述身份。這表示並非所有女人(與男人)都可以自由在荷蘭從事性工作，非法移民一樣得面臨警方的掃蕩、妓院的剝削、黑道的控制。
畢竟現實不是童話，色情行業離童話更遠，一紙新法律，當然不會從此讓妓女、皮條客和妓院老闆過著快樂幸福的日子—許多娼館不願去登記，私下經營以逃避繳稅；許多妓女跑到比利時去做，因為他們不想讓周圍的人和家人知情；大多數性工作者從事這行不是為了喜好，而是迫於經濟壓力，因此他們對於改善工作環境並不那麼積極；走私和販賣人口的情況依然嚴重，但是警方現在有了法令當靠山，可以去強力執法；同時社會普遍對於性產業的態度也逐漸改變，減少了不了解造成的誤解。
大多數的執法者看待新法令，想的是實際面的執行問題，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問題；大部分的荷蘭人看待合法化，想的不是世風日下的感慨，而是人權與人道的彰顯……這一步，是人們正視且勇於面對社會現實的展現。這個社會能夠如此公開且實際地討論性工作法令，我們應該從中借鏡的，不單是結果，而是態度。
【2006-11-30 聯合新聞網】 China
特勒熱吉國家公園 距離烏蘭巴托2個多小時車程的特勒熱吉國家公園，是蒙古著名的度假區，以奇岩怪石著稱，這塊酷似烏龜的巨石，是此處地標。
硅化木 這類石頭看來像樹幹，其實是已石化的樹幹，叫硅化木。是古代樹木因地層變化被埋入地下，經千萬年變成石頭，外觀仍像樹幹。硅化木在戈壁灘很多，由此可知，戈壁灘在古老年代應是水草肥美之地。
恐龍化石 蒙古最動人的景色，除了藍色的天空、綠色的草原，第三種顏色，就是埋在戈壁灘的土黃色恐龍化石，科學家在恐龍化石邊檢查，由於保護不力，許多化石就被人取走。
Ecology
達電綠建築廠辦捨棄了過去國內最常見的玻璃帷幕設計，反而以「深深的遮陽」與「豐富的陰影」等亞熱帶建築表現，來搭配南台灣的風土特色，達到最有效的建築節能設計。建築立面也以內凹的深開窗與水平金屬外遮陽，來產生美麗的陰影變化，再利用金屬百葉導光板，導引自然光進入室內中庭，增加室內採光的均齊度，尤其可節省空調與照明耗電量。
假如用生態的觀念來思考這個問題，就可發現小麥不掉粒，對人類很有益處，但是小麥就永遠要靠人類來栽培種植了。這對人類很好，但是對小麥本身不好（因為野生的小麥成熟後才能自動掉下來，傳播種子），是非常明顯的生態改變。
豪雨成災，因應氣候新變局： 與災害共生Web Only 2009-08-11 文／邱文彥（現借調行政院環保署副署長）颱風莫拉克帶來的豪雨，重創南台灣。
颱風沒來前，大家擔心缺水，風雨交加之際，人人擔心洪水土石流。經此劇變，在積極搶險救災後，台灣應痛定思痛，重新思考組織再造有無仿美國設置「緊急災變管理署（FEMA）」之必要，強化統合協調，並開啟國土永續的新思維。
今 年五月印尼舉辦世界海洋會議百餘國簽署的「萬鴨佬海洋宣言」，高度關切氣候變遷對於海洋的深遠影響，呼籲各國應整合相關作為，研擬「國家調適策略」，加強 保育和積極防護沿岸災害；十二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五屆締約國於丹麥大會，海氣象交互作用的研究與掌握將是重大議題，也是必是攸關國家永續發 展的要務。
荷蘭地勢低窪，水患頻仍，雖然水利工程舉世知名，也逐漸體認人難勝天，著手「以災害為導向」的新思維，從山到海，針對災害潛勢地區逐步調整其國土規劃，將人口密集災區逐漸疏遷，轉作農業或開放空間，期「與災害共生」。 「都市防災」關係民生福祉至鉅，日本將公園綠地或學校操場、球場下挖，當作臨時滯洪池；低窪地區的建築要求一樓挑空，以因應洪水入侵；甚至，荷蘭還發展浮動房屋及水上社區。
台灣地盤下陷和洪氾溢淹地區，在土地利用、產業結構和建築設計上應有新的規範，區域水系要提高防洪標準，應擬定配套機制鼓勵廣建滯洪池，或定常性之開口合約俾緊急時徵用抽水或其他救援設備。飛翼型救援船艇應有必要，以避免傳統船隻螺旋槳被漁網或廢棄物絞壞。
台灣雨量集中，七成雨水卻流入大海。由於非旱即澇，在治山防洪之外，乾旱也是棘手問題，然而水循環利用仍大有改善空間。常見建地開挖時，汩汩湧出的地下水任令流失或直接排入下水道；豪雨沿屋注下的水量也沒有回收利用的基本措施。
德國要求開發之地下水須以導管補注回地下含水層；美國新澤西州將地下水補注區劃設保護，都高度重視地下水保護。國內「綠建築」的觀念，還需要大力宣導推動，大型或公共建築可以列為首波對象，地下水的調查、補注和保護則須更加重視。 「為減少加劇氣候變遷，未來產品從產地到市場的「碳足跡」須力求降低，可預見國際約束和制裁將接踵而來，因此業界設廠、市場規劃和全球佈局都將受影響。都市內依住、商、工、農等傳統分區概念，過度仰賴跨區交通當與時俱進了。
如善用網路和物流市場機制，應可減少交通碳排，未來都市可考慮以混合使用的「鄰里單元」為基礎，食衣住行以腳踏車或步行全數搞定；每週二天在家上班，也可能成為常態。
都市的「熱島效應」使節能省電難有效率。目前都市更新常見興建豪宅為訴求，卻少關注市區微氣候改善和整體環境品質的提升。
將來有無可能運用高樓產生風壓的微氣候原理，將都會核心地區有規劃地興建高樓，造成常態「風巷」，引風疏熱？
近來午後屢見雷陣雨，台灣越來越像東南亞了。
但是東南亞都市綠蔭盎然，大樹成群。據研究，每增加綠覆率百分之十，可降低都會區溫度攝氏0.13至 0.28度。國內市區的綠覆率，恐遠不足以應付未來高溫的氣候。 將來在大量增闢綠地、鼓勵廣植樹木外，國外採取綠色植物覆牆，使用新式隔熱材料或設計的方式都值得參採。
「氣候變遷可能使非洲、北美或南亞的乾旱與糧荒日益嚴重。
非洲杜拜結合都市建築與糧食生產，推出新的「糧產都市（Food City）」；加拿大多倫多也不惶多讓，建構一座五十八層樓的「戈登葛拉夫都市農園」，陽台和屋頂種植各種食用植物，回水澆灌，每年即可養活三萬五千人。
台灣中南部養豬廢污問題嚴重，豬糞如能發展沼氣、廢水淨化循環、植草烘焙製碳，甚至推展有機蔬果和電動車輛，成為「資源循環零廢棄」的「生態社區」，將為一舉解決污染，又能因應氣候變局的新思維。
諸多創意，企盼我國城鄉更為永續發展。（全文完）（作者為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資所教授、現借調行政院環保署副署長） <本專欄反映專家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防災，防災學和綠色科技的概念需要整合起來。 Education
葉惠美沒有指責杰倫，她認為杰倫走到今天冷漠、叛逆的地步是家庭的不和睦造成的，並且深信自己的孩子沒有智力障礙，於是她嚐試用姐弟式的關心來「馴服」周杰倫，規定自己「三不」：不嘮叨、不指責、不脅迫兒子。
唉...我也想要有這樣的媽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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