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消息，一项对整个欧洲互联网应用状况进行的调查显示，除了瑞典和挪威之外，Google是欧洲每一个国家最流行的网站。

    虽然雅虎在接受调查的16个欧洲国家中只在三个国家排在前三位，但是，雅虎仍是整个欧洲排在第三位的最流行的网站。

    在英国，排在前三位的网站是Google、微软和eBay。英国用户平均每月的上网时间是34.4小时，是欧洲国家中上网时间最长的。其次是瑞典的网络用户，平均每月上网时间是31.7小时。英国网络用户平均每月浏览3440个网页。芬兰网络用户浏览的网页数量是3749个，瑞典用户的浏览网页数量是4019个。

    eBay在奥地利、德国和英国排在第三位。

    虽然66%的美国公民喜欢在家里或者工作场所上网，但是，只有40%的欧洲人喜欢这样。欧洲人4月份上网的人数可能会更多。

    这些数字是comScore公司对16个欧洲国家的15岁以上的网络用户进行的调查的结果。(天虹)

　　筹备多时的“非常中国　非常一代”早报文化论坛，虽然在最后一刻，因为主讲者之一的洪晃家中有紧急事 务处理无法到新加坡，转而变成两场文化讲座，但是另外一位主讲者毛尖描绘的“中国人的情爱政治”，却仍然从一个层面生动刻划了“非常中国　非常一代”的情 感图景，从中可以一窥中国人的情感生态以及背后的社会变迁。

　　毛尖用七宗罪来比喻当代中国人的两性关系，包括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饕餮与淫欲等，当然不是如学术论文般精确和贴切，一些例子固然好笑，也未必与七宗罪完全契合，但是中国人在数十年间的情感痕迹、价值取向的改变、现实世界的光怪陆离，却十分清楚不过。

　　这位“打算从一而终”的作家和学者带给新加坡观众的不是现身说法，也不是要验证或是支持什么，所举的顺口溜或是情爱故事，有些在网络上时有流传，不时引起大家的笑声，听众不难感受到的是毛尖那种近距离旁观的调侃和冷静的批判。

　　余云在5月31日的专栏中，写了现场一位来自中国、在小学任教的女听众对毛尖发问的情形。余云说：“她显然误读了毛尖的演讲，误读里却蕴含着她的身世和文化身份表达，或她所属弱势群体的境遇。当她的发问让很多人警醒，意会到她的潜在叙述，她误读了什么已经并不重要”。

　　这位女听众发完言后，就转身离场。我印象深刻的还包括她对毛尖演讲内容与讲题的不满，她说，既然是谈“中国人”的情爱政治，毛尖应该在演讲中，不论是开始或是结尾，提到所举的这些光怪陆离的例子并不代表所有中国人，哪怕是一句也好。

　 　其实不必明言，谁也不会把毛尖所举的例子当作所有现代中国人的行为准则，认为中国人都奉此为圭皋。以前没有用过的语言、以前没有说的表述内容、以前没有 做的情爱方式，如今得以出现，哪怕只是一小批人，能够出现本身就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这才是谈论中国现代变迁的核心所在。

　　但是在海外的 中国人听到对“中国人”的评价、涉及到整体形象，产生比较敏感的情绪，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海外，国籍、性别、族群、语言、身份的差异都很容易被突出和 放大，主动求诸于己、让自己被代表，或者认为自己可以代表别人甚至整个群体，这种心态相当普遍。从正面角度看，这是凝聚意识、集体意识和共同认同意识的强 化，但是，当这种心态不自觉地成为日常细节的敏感情绪，往往会成为一种不必要的负担，于人于己都是如此。

　　正如会后一些朋友讨论的那样， 如果同样的演讲在北京上海或者其他城市进行，观众应该不会有类似的情绪反应。但是，为什么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会产生不一样的反应？这个问题值得继续深入探 讨下去，除了前面所说的身处环境造成的差异突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一些微妙的因素？比如海外华人对中国现状的把握、感受，是不是有些难以把握节奏？在大多 数中国人自己都准备放弃的准则或观念，海外华人仍然死抱着不放？这无关错误与正确的价值判断，也无关跟随或批判的立场选择，只是，它们就出现在那里，它们 的环境已经接受了，而外面的世界却还在质疑、惊叹、错愕。

　　“开放、保守”的地位交互错置，中国这些年在消费社会冲击下的社会震荡，带动 社会价值的改变，变革的速度实在非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所能切身感受。海外相对秩序平静、规则稳定，与中国相比，与过去迥异甚至还在不断变化的规则、不断调整 的秩序，海外华人适应起来，面对的心理冲击往往更大。

职场“摆谱”秘诀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

2006年5月8日 星期一

“ 您好，是露西•凯拉韦吗？”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已经为您接通了xxx。”停顿片刻，在“滴答”一声后，她又说：“抱歉！xxx刚刚接了另一个电话……请原谅。” 这种烦人的“通电话”权力游戏实在是再普通不过了。重要的人不拨号码，而他们想与之交谈、却又不那么重要的人，则要被迫等待电话被接通。 关于那个周一的这次通话，其不同之处在于，那个人并不是特别重要。她只是个记者，大致跟我一样。最终，当我与之交谈时，我并不觉得特别愿意做她请我做的事情。    那之后，我出去找一个熟人一起用午餐。我突然出现在他办公室里，告诉前台我来了。然后开始等待、再等待。过了好久——那些时间足够他写几封电子邮件、打个电话，再去趟洗手间——电梯门开了，他漫步走出来，看上去从容不迫。 他也一样，在玩“我比你更重要”这个游戏。而我，似乎又一次成为失败的一方。 午餐后，我在回家的路上炮制了两条关于权力游戏以及这种权力为何让人生气的理论。首先，我正处在一生中比较麻烦的年纪：非常重要，以至于不能享受别人的游戏，而又没有重要到想要自己去玩这个游戏。 其次，在当今办公室生活中，小型权力游戏扮演了比以往更为重要的角色。现代企业不再为你在一个宏大的等级体系中分配正式的位置，所以你必须改为通过玩这些小游戏，来为自己找到这样的位置。 在那一周剩下的时间里，我到处寻找权力游戏，发现这些例子比比皆是。于是我总结了一些如何玩“我比你更重要”游戏的规则，但它们决不是最全面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玩。下面列举的，只是我从身边工作的人那里收集的少数基础指导方针。这些规则分为两个类别：让重要的人感觉自己重要；以及让其他人觉得自己渺小。 这些规则中多数都与时间有关：要想赢，你就必须经常向别人显示你的时间远比他们的更有价值。你更忙、你的日记也是满满的。要经常这样。 ■倾听：只做选择性地倾听，而且决不在别人谈及自己的生活时去听。问这样的问题比较好：“家里怎样？”但是，只要他们一开始回答，你就立即从他们肩膀上看过去，或者开始在你的PDA上为你要做的事情列个表。 ■服装密码：对重要的人而言，有这样的选择：极度时髦并且昂贵，或者极度邋遢。我曾和某人一起工作，他实在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把衬衫塞到裤子里。 ■电子邮件：这儿有三种惯例。让别人为你代发电子邮件；除了基本信息之外不回复任何东西；如果回复，就别再费心看你的信息是否有意义。 ■黑莓邮件(Blackberries)：永远带着你的黑莓电邮设备，并经常用它打断谈话去接电话、读电子邮件。黑莓很适合用来在会议中卖弄。 ■水果：每天叫一盘切好的水果送到你的办公室。这表明你太忙了，以至于没时间亲自剥桔子皮，而且你重要到使公司关心你的饮食。果盘要放在你的咖啡桌上，而且整天贴着保鲜膜，暗示你太忙了，以至于没时间去吃。到访者永远不会被提供水果，因为他们的维他命C水平没有你的那么重要。 ■你的办公室：一间位于角落的办公室，配上光滑的家具以及你与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合影，这将非常好。但如果没有这些，你也可以做很多。在小一些的办公室里，你可以让别人坐在软沙发上，使他们处于劣势。即使你根本没有办公室，你也可以确保替你接电话的人（在电话中）说“某某某办公室”。 ■说话：这方面有三种选择。声音非常小，以至别人要尽力去听；声音极大，以至别人必须得听，不管愿不愿意；或者（这个更厉害），盛气凌人、说话极慢，浪费听众的时间，给他们这种印象：你认为他们太傻，听不懂正常讲话。 ■午餐：去个气派、领班又认识你的餐厅。鼓励你的客人点菜单上最想吃的菜。然后让侍者问你：“照旧吗，先生？”结果，那是菜单上没有的一份清烤多佛鲽鱼 。 倘若这个清单让你感到厌倦，我愿意马上向你介绍这个游戏另一种更为高级的版本，这一版本将颠覆上述所有规则。我有一位同事近日采访了汇丰银行(HSBC)董事长。当她回到办公室后，她告诉我们，董事长先生亲自将她送出走廊并为她寻找外套。 这使我想起大约一年前，自己曾与某大公司首席执行官共进过一顿午餐。我记不太清楚当时谈了些什么。不过，我清楚地记得，他亲自到接待处来领我进去。 这两个人都在玩一种最高层次的游戏(也许是无意识的)，叫做：“让我们假装我没你重要”。如果你能把这个游戏玩好，你就能随心所欲了。 不幸的是，当你我假装貌似客气时，存在着那么一种障碍。在这个游戏中，要想精于此道，你必须已经重要得一塌糊涂才行。

人到中年事挺烦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

2006年6月1日 星期四

我 是个中年人。这是一个糟糕的字眼，而成为中年人也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中年人与青少年很像，只是年长了30岁。他们就像普通的14岁孩子一样不知足、易于消沉且难于相处。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中年人不长青春痘。 过去几年我一直是这种状况，但直到前几天才诊断出来。我曾经以为，自己只是正经历一段困难时期，在此期间工作和家庭生活都让人头疼不已。我的应对策略就是将亢奋与抱怨结合起来——我发现这种策略勉强帮我度过了大部分的时光。 然而，我上周在《哈佛商业评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读到一篇名为《管理“中年期”》（Managing Middlescence）的文章，发现我这种情况不仅有专门的名称，还非常普遍。看样子，“中年期”不仅令身处其中的人感到不快，而且是一个巨大、且日益严重的管理问题。    有半数的美国劳动力，处于35岁-54岁这一倍受中年期问题困扰的年龄段之间，这其中有几千万中年人，他们因各种原因而疲惫不堪、心烦意乱或身陷瓶颈状态。中年人颇有价值，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不过他们同样不安静、不满足，而且往往有着不好的态度。他们的雇主们天真地认为，中年人是企业中牢靠的中坚力量，觉得可以忽略他们。结果是，一些雇员感到非常不平，于是选择离去。其他一些人也感到不平，但他们留了下来，将怨恨情绪四处传播——这种结果显然更加糟糕。 那么，你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处于中年期呢？我编写了一个目录，其中包括9种可作为明证的迹象——部分基于《哈佛商业评论》上的那篇文章，部分来自我自己的观察。（我身受其中5种不幸症状的折磨，不过，我宁愿不说出来是哪5种症状，其原因显而易见。） 厌烦。你在很多年以前就学会了如何做你今天所做的事情，你倒立在地都能做好这些事。 疲倦。你垮掉了，紧张过度，无计可施。 身陷瓶颈之中。好工作太少，而与你竞争的人却太多。 失望。也许你没有实现所有自己计划要做的事情，而且开始意识到你永远都无法实现。或者，你已经实现，却发现结果和当初宣扬的并不完全一样。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失衡。你的孩子是贫困少年，另外，你还要照顾年迈的双亲。 令人无法信服的上司。你的上司要么比你小10岁，要么就是非常无可救药，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以前都曾见过。每个新管理方案提出来的时候，你都觉得似曾相识。 经济来源不稳定。你的退休金不足，而你的生活方式又昂贵得不可救药（而且一点儿都不令人倾慕）。 看不到前途。你的职业生涯在你面前延伸，除了更多的苦差事之外，看不到其它任何东西。 中年人总是有自己的一堆麻烦，不过，现在的情况为什么比以前更糟糕了呢？我能想到三个原因。我们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抱有更高的期望：我们习惯性的相信，职业生涯将会有所成就，同时也会获得回报；我们的寿命比以前长了很多，因此职业生涯似乎没有尽头；另外，由于很多家庭或是单亲，或是夫妻都要工作，这就更加大了难度。 面对中年危机，由来已久的反应往往是买一部跑车，或是和20多岁的人谈场恋爱。这些办法也许挺有趣，但并非“中年期”的应对之策。相反，《哈佛商业评论》的那篇文章指出，改变与休息同样有效。既然人们身陷其中，应对之策显然是让他们解脱出来。公司应该为他们提供新的工作，或者允许他们重新接受教育，应该给他们提供周期性休息，并安排一些年轻人让他们指导。 相比于鼓吹到赫布里底群岛饲养有机绵羊的激进之举，我觉得这个建议要强得多。 我发现，稍稍有些变化还是不错的。穿上些新衣服上班对我有很好的效果，甚至——很遗憾我得承认这一点——沿着一条新路线骑车上班、或者去结识不同的同事，也有那么点返老还童的功效。 另外，我还有一个令人愉快的主意：最终，情况会自然而然地有所改善。全球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调查显示，员工在35岁至54岁之间最不快乐——在这以后，前景看起来就光明多了。也许，这是因为55岁的人不再会问：“就这些了吗？”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一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也许，这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也许，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因为快要退休而感到快乐。 唉，从我目前的情况来看，54岁看起来仍很遥远。因此，我有了另外一个应对之计：否认。我今天就发现，光是把我所有的症状写下来，就使我的士气有点低迷。因此，要是看了这篇文章，让您的早晨成了一个糟糕的开端，那我很是抱歉。 “中年期”的麻烦之一就是：它具有传染性。单是想想这点，或面对中年期人士，就能让你的感觉变差。不过，这同样也能让你的感觉更好，这也就引出了我的最后一个建议：“厌恶疗法”。 在我办公室里，至少有两位这方面的问题比我严重得多。如果我想想他们，想想他们变得多么倦怠、憋屈并且愤世嫉俗得令人讨厌，我的思维模式就会发生如下变化：我真的、真的不想变成那样；我决不能允许自己变成那样；实际上，我根本也不是那样。变！突然，我完全摆脱了，我发现自己根本感觉不到“中年期”了。

办公室的“笑”政治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

2006年5月25日 星期四

本 月早些时候，某著名企业的100名高级经理登上飞机，飞往美国中部某处目的地。他们此行的任务是：放声大笑。 他们汇聚在一家酒店的舞厅里，一个带着小丑帽子的德国主持人告诉他们，让他们开始“哈哈哈、呵呵呵”地笑。掌握了之后，经理们就在屋子里一边快步行走，一边面对同事放声大笑。活动的结尾，他们还得弯下身子，做出启动剪草机的样子，同时“哈哈哈”地捧腹大笑。 这个不体面的故事是一位密友上周末讲给我听的，他本人也参了加这场强制性的“欢笑聚会”。只是听到这个故事，我就已经感到很尴尬了。而随着他的继续讲述，我更加难过地意识到，这位思维敏捷、久经世故、拥有牛津大学一流学位的朋友，不是要告诉我这个经历有多么愚蠢，而是要告诉我它是多么有效。显然，它打破了障碍，而且随后进行的自由讨论，是他参加过的最有成果的讨论会。    我被搞糊涂了。我只能承认，要么是这个最愚蠢的课程实际上很明智，要么就是我最明智的朋友实际上很愚蠢。 然而，经过进一步分析，我找到了第三种选择：这个过程是愚蠢的，我的朋友是明智的，这不是他的本意，因此他不该受责备。 一个小小的线索让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显然，有一个人拒绝了和大家一起被迫大笑。但这个人根本不是公司雇员，而是在一个大项目上与该公司合作的顾问。所以，他可以选择：如果他不喜欢表现得像个小学生，他可以袖手旁观。但其他人，包括我那位聪明的朋友，则必须随声附和。他们只能相信——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不相信的自由。 这种虔诚的信仰是现代企业生活中最险恶的一面。停止怀疑并不足以让你获得成功：你必须积极支持公司的白痴行为，否则你就只能原地踏步。 从这个故事中，还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笑无法很好地与工作结合起来。现代企业的信条是，笑是个“好东西”。这里所说的是工作充满了乐趣，而且所有的公司都赞同这种说法。笑能释放内啡肽（不管它是什么），能减轻工作压力。它还是免费的（如果你不需要支付数千块钱购买机票、让戴滑稽帽子的人为大家带来笑声的话）。 事实上，工作中的笑声不是免费的。尽管笑声可以使人身心愉悦，但往往伴随沉重的代价：它可能是不适当的、危险的、具有破坏性的。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这家知名企业不得不让全体经理乘飞机环球旅行，使他们能够在受控制的环境中，无缘无故地大笑。 首先，真正的、按捺不住、泪流满面的大笑有失庄重，在办公场所实在毫不可取。此外，这种失控的欢笑也无益于生产效率。当你笑得直不起腰的时候，是不可能同时处理多项工作的。以我的经验而言，一阵大笑过后，留下的惟有晕晕乎乎的感觉，就像灌了一脑子浆糊一样。 成功人士不会失控。你见过自己的首席执行官(CEO)完全放纵地开怀大笑吗？我表示怀疑。如果你觉得自己见过，那就注意一下他们的眼睛，你会发现里面根本没有笑意。 不仅大笑产生的生理效果与办公室格格不入，其心理效果更是如此。如果我们工作时大笑，我们所笑之事会导致棘手问题产生。 最近两件让我在办公室里捧腹大笑的事都是破坏性的——其中一件有属于“政治不正确”，另一件则有失厚道。第一件是一张被人们反复传阅的电邮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动物园里正在交配的袋鼠，一个天真的小孩拿着食物在喂它们。好笑之处在于雄性袋鼠抓住机会接过食物时脸上的表情，它完全忽略了自己正在干“别的工作”。 第二件事没那么不雅，但刻薄之处尤有过之。一位同事颇具模仿天赋，她通过转动眼珠和打手势，惟妙惟肖地模仿了另一位过分拘谨、自怨自艾的同事。 在办公室里大笑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就是，它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笑是一种表现归属感和表示赞同的方式。笑能最清楚地表明一个人的等级地位。如果你工作的时候开了个玩笑却没有人笑，那也许并不意味着你不可笑，而是意味着，你的级别还不够高。我认识一位首席执行官，他经常把下属逗得捧腹不已。不过，如果其他什么人胆敢说点什么有趣的话，结果肯定是冷场。 实际上，在大多数组织里，给上级讲笑话可不是个好主意。只有在其他所有的人要么跟你平级、要么级别比你低的时候，才适合讲笑话。 认为笑话多少可以“缓和气氛”的说法是一个极大的谬论。它不能。老板讲笑话，你就只能笑。他也许认为是在帮你放松。实际上，不管愿不愿意，你都得笑，这可能会让你感到更紧张。 这样，笑就成为办公室里坦诚相见的另一个障碍。习惯于众人对他的玩笑狂笑不止的首席执行官，也许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颇有趣的家伙，为他工作充满了乐趣。由此再进一小步，就会产生每个人都应该飞越全球放声一笑的想法。如果不是那么悲惨的话，这倒真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日本模式衰落的启示

作者：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

2005年12月1日 星期四

就在丰田汽车(Toyota)志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商时，日本工业崛起的另一大引擎——消费电子业却正步入穷途。严重的亏损已迫使索尼(Sony)、三洋(Sanyo)和先锋(Pioneer)进行重组。其它许多企业则在挣扎中求生存。 曾经横扫西方竞争对手的日本消费电子业，缘何失去了动力？管理层的自满，新对手的出现，模拟技术向数码技术的转变，以及长期支撑日本许多工业龙头企业的“系列”(keiretsu)集团的崩溃，所有这些都是原因。 但关键在于日本的工业模式。该模式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极度追求完美，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二是改进和大规模生产其它民族发明的天赋；三是紧密的团队合作，专注于制造流程中稳定、渐进的创新，而非产品突破。这些品质推动了日本消费电子业的崛起，但也导致了它的衰败。    至关重要的是，日本企业的产品战略受推动成本下降并提高质量的生产技术发展所支配。长久以来，日本企业的市场营销都很初级，而且被动。在一定程度上，只有索尼例外。通常，它们都依赖在本土市场大量上市试验产品，然后大规模生产畅销产品。这与苹果(Apple)iPod在全球的营销过程相反。 尽管这是日本独有的套路，但却收效良好。不过它有些严重的缺陷。它的许多方面，如实时供货和质量保证体系，都很容易被复制。当韩国企业采用这一套时，加上更低的成本、更快的上市时间，以及通常更时髦的产品设计，日本就失去了主要的竞争优势。 过度依赖工程设计推动的产品战略，蒙蔽了日本工业的商业视野，导致了重大的战略失误。它过早抛弃了一度主导的动态存储芯片业务，错过了全球手机的蓬勃发展，进入个人电脑市场也晚了一步，部分原因在于日语文字使企业很难利用国内市场为出口做试验。 事实上，大多数日本电子企业一直只有那么一招。曾与日本电子企业密切合作的咨询师凯文•琼斯(Kevin Jones)表示，日本电子企业擅长直线外推，不断地把相同的东西做得更好，但它们无法应付突然的转变。 那些拥有强大技术优势和规模经济的企业，可能仍然会业务繁荣，但其余企业则面临两难境地。过去，日本企业不断地再造自我，利用现有技能创造新的业务，从而撤出夕阳产业。但曾经让日本企业成为赢家的那些品质，似乎已无可以赢利的用武之地。索尼试图合并硬件与软件，但结果令人失望，这清楚显示了这些品质的局限性。 消费电子业的命运，未必预示着日本工业的大范围衰落。汽车和机床等行业不太可能在短期内重蹈覆辙，因为它们较少受破坏性的技术和需求波动的影响。 虽然如此，教训却是很多的。首先，除非优势基础广泛，不仅局限于某个狭小的领域，否则先发优势可能转瞬即逝。其次，跟上技术和产业所需的品质，与取得领导地位后所需的品质不同。 多年来，纪律严明的团队协作，以及对简单目标的专注，使得日本电子企业能在实力相对较弱的最高经理的领导下勉强支撑。但一旦它们获得成功并需要新的战略方向时，许多企业就会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而失误。 第三，市场统治地位比通常看上去的要更脆弱。韩国企业把日本打垮西方企业的策略用来对付日本电子产业，从而取得了电子硬件领域的领先地位，中国企业也是日益如此。但如果要保持领先优势，它们还必须从日本企业的衰败中吸取教训。 最后，在大众市场中保持成功，不只是把东西做得更好，卖得更便宜。大规模高效生产方法的普及使竞争处在同一平台上。它带来的激烈价格竞争，会导致产品大量普及，也会形成持续的利润率压力。投入成本越来越决定着工厂选址。 财富和附加值份额的不断扩大是由这样一些方法创造的：富有灵感的产品创新、深刻理解需求、抱负远大的市场营销、强有力的品牌，以及整合并管理复杂系统。在这些领域里，最好的西方企业仍有优势，而亚洲企业还在竭力追赶。未来最艰苦的全球竞争战斗，就会在这里打响。

中国经济改革“不进则退”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

2006年3月16日 星期四

中 国计划经济已经消亡；中国国家经济控制万岁。这是本月全国人大会议传出的矛盾信息。世界该相信那一条？中国全国人大好比一个庞大的橡皮图章，发挥议会作用。 匆忙拥抱市场经济原则25年后，中国似乎走到了十字路口。迅猛的改革努力正遭遇日益强大的阻力。要求改革减速甚至倒退一度被视为异端，现在却有人公开表达这种观点。 迄今，这些观点尚未扑灭改革开放的火焰。本月，有数十年历史的经济增长目标被放弃，使市场力量能够更自由地发挥作用，就清楚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国家计划走下坡路已有多年了。在中国喧嚣的“新”经济中，增长最快的板块掌握在私人手里，不服从计划部门的微观调控乃至精确监督，使它们的预测再三出错。中央制定的目标“自我否定”，因为地方政府把它们视为要超过的最低目标，令固定资产的长期过度投资更为严重。    不过，尽管北京大声呼吁市场自由，并在人大政策报告中再三强调这一点，这种呼声在越来越强的反对意见中难以听到。这些反对意见的主题是：够了，该让马克思主义指令经济回来了。 迄今为止，倒退主义者仍是没有组织的群体，没有明显的领导。他们也尚未制定议程。但他们越来越多地展现挫败议程的力量。就在上周，他们击退了加强私人物权的法案。 三个原因使他们的论点产生了共鸣。第一，一些政府官僚想要夺回在改革开放中失去的地位，他们提供了默许支持。第二，有一股敌视外资的风潮，指责国有银行把股权“贱卖”给外国人就是其体现。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收入严重不均越来越普遍地遭到人们的痛恨，并在农村地区引发越来越多的抗议，导致情绪紧张的领导层增加农村支出，尽管这种支出数额很小，基本上是一种象征姿态。 事实上，农村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官员的贪婪和腐败所导致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加大（而不是减小）改革力度。然而，改革者往往置不安的基层民众于不顾，甚至损害民众利益，因此自身很容易成为批评对象。 一个大问题是，在经济上走老路的思绪，只是对昔日确定状态的依恋，还是严重反弹的开始？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的改革。改革者把市场资本主义看成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不打算放弃国家（更准确地说，是党）对从银行到电信各个产业的控制权。在私有竞争对手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这些国有产业继续享受优先获得信贷和市场的条件。 中国政府期望市场力量让国有企业表现得更好，而不是让它们破产。招商引资政策的宗旨与其说是吸引资本，不如说是获得中国打造具有竞争力产业所需的现代技术和管理诀窍。 宏观目标是让中国富起来，这既出于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在意识形态上已失去号召力的共产党，一直在通过稳步提高生活水平寻求执政合法性。令人喘不过气的经济增长、扶贫攻坚和大城市奢华的致富文化，都印证了党的成功。 但收益是不均衡的。不平等现象已更加严重，城市收入超过了农村收入。不断上升的期望，加深了不富裕人群的不公正感。他们不再顺从地接受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警告。 对此，主张走老路者的唯一答案，是实行让人人更穷的政策。不过，他们让领导层难办。放缓经济增长有可能使城市中产阶级不满，耗尽帮助弱势群体所需的资源。然而，传统增长模式已成为社会分裂和不满的源头。 这是中国政府的两难境地。解决方案是有的：实施“新政”，包括更均衡的区域发展政策、改善教育以加强机会平等，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网。这些都要花钱，但中国有能力负担更多得多的开支。不过，有效实施还需要更多：大力建设完善的制度，让地方政府更加负责，清除官员腐败和管理不善。 这些都是长期任务，对此中国政府迄今只是做了些表面回应。在中国政府认真投入这些任务之前，人们可以预见经济改革过程还会更加动荡。

中国并未“偷走美国职位”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 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

2006年4月5日 星期三

美 国的对华贸易赤字日益扩大，华盛顿对此发出阵阵刺耳的抗议声，其中一个声音引起特别强烈的政治共鸣：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正在让美国制造业走向灭亡，还“偷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这种看法如此普遍，仿佛已成为事实，然而，它几乎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双边失衡也许被夸大了。咨询机构牛津经济(Oxford Economics)在剔除双方数据的巨大差异后发现，1995年以来，中国在美国商品总赤字中的比重一直徘徊在五分之一左右。这表明前者既是后者增长的原因，也是后者增长的结果。 即便美国制造业正走向灭亡，将所有矛头都对准中国也是不正确的。况且，按多数标准来衡量，美国制造业仍处于十分健康的状态。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产出几乎占全球产出的四分之一，与1994年时一样，而日本的份额有所缩小。考虑到相对于其它商品和服务，制造业产品价格一直在稳步下降，经调整后的美国制造业产出自1985年以来已翻了一倍，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份额半个世纪来几乎没有变化。    的确，更多的产出来自非美国企业所有的工厂，其中一些取代了美国本土企业的生产。这或许更加使人们普遍觉得美国在走下坡路，特别是新建工厂往往会避开美国制造业的传统锈带(rust belt)。但企业国籍与总体经济福利并无关联，除了目前外资工厂的业绩往往超过本土工厂。 那中国的“就业窃贼”称号又该怎样理解呢？美国制造业就业正处于长期下滑状态，就像其它富裕国家一样，但这主要是由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造成的。假如1970年以来劳动生产率没有任何进步，从理论上讲美国将有近40%的就业来自制造业，是如今水平的三倍。但这样的比较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停滞不前只会让美国制造企业的竞争力消失。 当然，来自中国的竞争抢走了一些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但牛津经济认为，美国2000年至2010年流失的就业机会只有50万，不过是美国每周裁员的人数。就业机会的流失多少还是个统计幻觉。实际上，许多制造业职位是能够创造更高回报的服务工作，比如金融和市场营销。随着企业分解或外包业务，官方就业统计数据已将大批工人重新划归到服务业中去了。 假如美国的制造业比许多美国人认为的更强大的话，那么中国构成的挑战就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弱。中国的产出仍然不到美国的一半，而且许多行业正面临严重的利润下滑。的确，称中国为制造业经济体有些用词不当。实际上，它是全球最大的最终组装工厂，当地附加值极少。 正如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即将发表的一份报告*所指出，中国产品的价值平均三分之二是进口的，有些行业甚至更高。此外，中国大肆宣扬的“高科技”出口，也不过是海关分类造成的错觉：多数产品都是利润很低的电子产品，比如DVD播放机。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的乔纳森·韦策尔(Jonathan Woetzel)表示，中国的精密加工行业还远远落后于美国。 中国的许多大额出口，是美国不再生产或从不生产的东西。人民币大幅升值，只会使中国的生产转移到其它成本更低的地区。提高中国目前仍然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后果也会差不多，因为工资上涨会让技术要求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日益失去竞争力。 同时，更为复杂的活动将出现并代替这种生产。钢铁业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过去几年，中国的钢铁产能出现了爆炸性增长。随着投资涌入当地的较低成本零部件生产（中国需要低成本零部件才能批量出口汽车并获利），这一幕很快也会在汽车产业重演。 这是一幅令底特律不寒而栗的景象。但主要原因不是中国汽车企业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发展成具有超强竞争力的丰田汽车(Toyota)翻版，而是因为数十年的管理不善以及生产与市场脱节，才把美国的几家汽车制造商推到了深渊边，稍稍用力就能把它们推下去。 向高端市场稳步转移，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特征，实际上也不可避免的特征。美国以及其它富国最大的忧患，并非中国将沿着相同的道路前进，而是它们自己的经济会在这条道路上停止前进。没有内在理由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迄今也没多少迹象。但如果确实发生这种情况，它们只能怪自己。 *中国：资产负债表(China: The Balance Sheet) www.iie.com。 作者电子邮件：guy.dej@ft.com。 译者/朱冠华

不要“捧杀”中国经济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

2006年2月10日 星期五

上 周的中国春节假期的确给香港带来了（几天）难得的新鲜空气。由于数千家大陆工厂暂时停业，经常笼罩着香港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毒雾暂时散去。就在这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经济——放一个长假，又会怎样呢？ 无疑，考虑到中国近来的增长速度，短期内似乎不太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严重倒退的局面。同时，那些商业领袖显然也不大认同这种可能性——他们上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6年年会举办地，译者注）还为中国的奇迹而感到痴迷。但这并非不可想象。一些源于内部的意外事件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比如中国长期以来的过度投资引发螺旋式的通缩加剧，地产市场崩盘，或一连串的政策失误等。 我们再假设，没有其它因素使全球经济增长偏离轨道，同时也没有严重的社会动荡影响中国的稳定局面——诚然，这是一个重大的假设。那么，世界其它地区的情况会更糟糕吗？答案是“有可能”，但并不像很多人猜测的那么糟糕——大部分损失的将是未实现的潜在收入增长，而非绝对意义的损失。    尽管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不断上升，但它在全世界收入及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仍然有限，以美元计算约为5%至6%。同时，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三大贸易国，它在全球进口中所占份额也差不多（5%至6%），刚到美国的三分之一。 此外，在出现衰退时，其进口的下滑将是不均衡的。资本货物和以中国作为消费大国的商品，其外国生产商将遭受最严重的冲击。不过，这不会是致命一击，因为该国约一半的进口用于制造出口产品。随着更多的产出因本国需求疲软而转向国外，这一比例甚至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消费品将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它们多为本土制造。不管怎么说，中国市场规模仅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随着中国本国加工产能的扩张，一些类似钢铁等工业品的进口也已面临迅速的结构性下降。而像汽车零部件等其它产品也将很快步其后尘。 尽管如此，向中国、以及严重依赖其市场的其它经济体的出口下降，将使得世界其它地区的收入蒙受损失。但是，随着中国的消耗量降低，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将会随之下降，这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损失。咨询机构牛津经济(Oxford Economics)估计，中国内需停滞给美国造成的大部分影响，只需幅度为30个基点的降息即可抵消。 当然，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不可避免的上升，可能引发美国方面的对抗性反应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但这绝非定论。美国政府的观点变化无常，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另外，对于去年中国对美盈余的巨额增长，迄今为止美国国会方面只是表达了不满，这一点令人侧目。 对华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减少，尤其是在资金流入越来越多地瞄准国内市场的情况下。然而，越来越多的投资却在追逐那些“一生只有一次”的机遇，投资于现有金融机构，而非新领域的项目，及倡导对于中国而言是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一次周期性的低迷，或许并不足以阻止这种流入。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突然放缓，并导致价格大幅下跌，对于大宗商品领域过多的投机者来说，将是一大冲击。但从其它方面讲，它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似乎较小。中国仍然严格控制资本的流出和流入。其外部债务水平适度，国内债券及股票市场规模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同时，中国政府也没有什么理由改变其外汇储备政策。的确，对出口依赖程度的上升，会增强其支撑美元的刺激。而无论怎样，它都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试图通过减持美元资产、对（外汇储备）进行多样化调整来提高回报水平，反而会因为引发美元贬值而降低回报。 当然，上面谈到的一切都只是假设。很可能永远不会变成现实，如果成为现实，事情可能也不像我说的那样展开。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这个世界对中国是如此的痴迷，一方面垂涎于其市场，另一方面又畏惧其实力的不断上升，在中间不断摇摆，这种欣悦之情目前有脱离现实之虞。人们需要一种更为清醒的看法。 有四点必须铭记在心。首先，目前中国经济最与众不同的特色在于其（增长）速度，而非其规模。其次，尽管增长迅猛，但其对世界其它地区的重要性，总体而言还不是十分显著。第三，人们容易混淆目前“小中国”的现实和今后“大中国”的辉煌远景。最后，当经济体和市场严格依照其未来路径运行时，这属于例外，而非规律使然。 译者/何黎

中国的基尼系数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陈旭敏

2006年6月29日 星期四

效 率还是公平？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政坛和社会一石千浪。今年春天，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央党校下属的《学习时报》上高调发表《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接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5月26日中国最高决策层会议上主持关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随后，中国执政党党报——《人民日报》在６月５日刊发属名社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而目前，这种讨论正在中国开始大鸣大放。 将这些争论推上前台的是中国迅速攀升的基尼系数。0.47，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并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9。而根据经济学的解释，基尼系数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数值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    无论是理论上的基尼系数，还是现实矛盾的对立，这些问题的焦点都指向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现实：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很显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国这种分配方式，正受到部分人士的质疑，而在这些质疑的背后，却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是的，从结果来看，中国社会社会分配确实出现了问题。从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沦为贫富差距广被诟病的一些拉美国家的“难兄难弟”，中国只化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在追求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效率优了先，但公平似乎却未被兼顾。 而且，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均，已经在引发了中国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无论是前期媒体上“仇富”大讨论，频频发生的“宝马车撞人案”，还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朗顾之争”、“500万元天价医疗费”，以及现在正流行的“山西煤炭老板炒房团”等等。收入分配的失衡已经引起了社会动荡。 不过，如果将这些社会矛盾全部归咎于中国的市场化转轨，或许有失偏颇。目前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一部分是目前中国综合国力和政府财力力不从心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政府在财富分配中“越位”和“缺位”，从而导致中国提供公共产品不足或低效。不过，这些问题根源多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用著名评论家皇甫平的话称，“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政府与市场，从来都难有和谐的统一。无论是中国转轨经济的实验，还是在“自由市场”的教科书中，即使在目前发达的西方国家，凯恩斯“看得见的手”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仍无定论。效率和公平的相对平衡，取决于市场和政府的相互博奕。 事实上，近三十年来，世界已经见证了中国市场化的效率，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虽然这种收入差距在逐步拉开。据统计数据，2005年，中国的GDP已达18.2万亿元人民币。 意识形态的争论在中国历来已久，从中国改革开放起，每隔十年这些就会阴魂不散地缠上中国。而这次中国基尼系数的之争,部分声音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对于正在逐步融进全球化的中国转轨经济来说，是选择重新回到“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还是在追求效率中求得公平？ 答案显然不言而喻。

法国年轻人的出国热

英国《金融时报》丽贝卡·奈特(Rebecca Knight)和玉品琨(Kwan Yuk Pan)报道

2006年4月12日 星期三

过 去一个月来，数百万法国学生和工会成员走上街头，抗议针对26岁以下人群的就业改革，这些改革旨在鼓励企业雇佣新员工，但势必削弱就业保障。 但在伦敦工作的27岁商学院毕业生鲍里斯·莫勒罗(Boris Mollereau)认为，如果反对立法的抗议者们认为他们能够选择现状的话，他们就是在自欺欺人。他说：“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在失业。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需要对此采取措施。” 莫勒罗拥有金融硕士学位，他三年半以前离开巴黎，寻求更有利的职业前景。 “实习生职位是有，但真正的就业岗位少之又少，而且薪酬微薄，”他说。“我在商学院的半数朋友毕业后去了国外，只因那里有更好的机会。” 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提供的数据显示，在1991至2002年之间，移居其它西欧国家的法国人口数量激增逾47%，至563977人；移居英国人数增加一倍多，至85823人；而移居美国人数增长44%，至88287人。 这项最新研究仅统计了在法国领事馆登记的出国人数，故仅呈现了法国移民现状的不完整画面。 据法国外交部(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估计，在2002年，移居英国的法国人数实际达到192822人左右,而移居美国的人数实际为267287人左右。 更高的薪酬、工作机会、以及提高英语水平的意愿，促使莫勒罗来到伦敦。 先后就职于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和一家投资银行之后，他承认英国的就业保障程度不及法国，但就业机会较多，足以弥补这一点。 “在这儿，我也许更容易丢掉工作，但我同样容易找到另一份工作，”他说。“法国人没有意识到，强劲的工作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就业保障形式。” 22岁的马林·基利翁(Marine Quillon)表示，6个月前她离开祖国去纽约，部分原因在于法国工作市场低迷。（法国失业率约为9.6%，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3%，而美国失业率为4.7%。） “法国是一个非常棒的居住地——如果你有工作的话。”她说，“但如果你还年轻，刚从学校出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基利翁在大学里主修新闻传媒专业，如她所见，问题并非如何获取最初工作经验——这很容易通过无报酬的实习形式获得。 困难在于，如何获得难以捕获的第一份工作。 “高校学生走上街头抗议，他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他们说他们将受到新的劳动合同盘剥，但公司已经在通过实习制度剥削年轻毕业生了。” 纽约大学法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French Studies at New York University)联合主管弗雷德里克·维吉耶(Frédéric Viguier)表示，由于劳动力成本高，法国公司雇佣实习生充当临时职员是寻常之事。 “在美国，实习被视为教育经验，往往可转为全职工作，”他表示。“但在法国，公司雇佣实习生长达6个月至1年，却从来不打算雇佣他们。” 凯瑟琳·博利埃(Catherine Bolliet)表示，法国研究资金不足是另一个因素。凯瑟琳来自里昂，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攻读材料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她表示，她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回到法国。“在这里你有更多资源来进行专门研究，”她说。“你感到效率和成效更高。” 不过，尽管很多迁移国外的法国年轻人在国外找到了令人满意的工作，但其中有些人怀念法国的生活质量。 原本来自塞内加尔的阿格尼丝·通卡拉(Agnes Tounkara)在2000年获得了法国公民身份，她在巴黎呆了4年，在一家能源企业担任研究员，之后她移居美国，供职于波士顿的法国图书馆和文化中心(French Library and Cultural Centre)。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表示自己希望回法国。 “在法国工作和抚养两个小孩肯定容易一些。”她说，“当你还年轻、专注于某项事业时，美国似乎是天堂，但当你老了，希望成家立业时，法国似乎更为理想。” 译者/ 牛薇

美欧职场的差异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莎拉·默里(Sarah Murray)

2006年5月22日 星期一

“ 所谓休假，”美国报纸专栏作家厄尔·威尔逊(Earl Wilson)写道，“乃是公司让雇员离职一段时间，提醒他们：公司缺了他们照样可以运营。” 这段话看起来似乎既可以从正面理解、又可以从反面理解，取决于你在大西洋的哪一边生活。因为，对待休假的态度，正是欧洲和美国雇员的工作生涯中最具差异的一个方面。 在美国，员工固然非常珍视休假机会，但他们会用零星的休假来延长圣诞节或感恩节等国定假日，而不像许多欧洲人那样，一次休假很长时间。    工作生涯的某些特定方面在全球仍然非常重要。咨询和科技服务公司埃森哲(Accenture)发现，所有雇员都很珍视培训和发展。“我们的员工之所以认为埃森哲是个很棒的就业选择，大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埃森哲全球人力资源负责人吉尔·斯马特(Jill Smart)说道。“对于这一点的关注，全球各地没有太大差别。” 同时，斯马特指出，美国雇员更为经常地要求能够在家工作。她说：“我们的员工大部分时间与客户在一起，但在周五，当他们拜见完客户回家之后，他们能在‘虚拟空间’工作，而且他们在技术上配备齐全。” “而在英国，人们会认为，在不拜见客户的时候，他们全都应该在办公室里呆着。” 对于什么是“好的工作环境”，欧美雇员看法上的差异主要源于地理因素。例如，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雇员的流动性很强。这意味着美国雇员对工作中社交机会的要求要高于欧洲雇员。企业的应对之道是，建立社交网络，举行大量办公室聚会或集体活动。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斯特恩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管理学副教授巴蒂亚·维森菲尔德(Batia Wiesenfeld)表示：“这些措施在美国企业中很管用，美国人很欢迎那种带有健身设施和餐厅的办公环境。” “在欧洲，人们通过家庭来满足自己的社交需求。他们倾向于居住在自己长大的地方，这样，他们的身边有很多同学和朋友，不需要通过工作来拓展社交圈子。” 美国雇员对他们工作场所的很多看法，都源于美国的历史发展。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这是美国雇员非常看重的东西。与多数欧洲国家不同，美国没有国家出资的医疗体系。 他们的担忧反映了整个国家的担忧。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的调查显示，美国人最怕的事情之一，便是有朝一日面对天文数字的医疗账单。盖洛普称，美国人对此的恐惧程度，甚至超过对癌症、艾滋病或肥胖的恐惧。 美国的发展道路，也影响到美国人的就业态度。在美国历史早期，随着 “西进运动”的开展，联邦政府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迫使人们在医疗和其它服务方面依靠自己。 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更具有独立精神。维森菲尔德教授认为，正是这种精神，塑造了美国雇员对好工作环境构成要素的看法。她说：“美国人更具有企业家精神，也更能容忍不确定性，而在多数欧洲国家，人们在不确定性面前犹豫更多。” 只要看看最近发生在法国的示威活动，就能找到这样的例子。法国政府原本计划为26岁以下的劳动力引入灵活的劳动合同，以减少年轻人的失业水平。但学生及工会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反对政府的举措。最终，法国政府被迫放弃了这项主张。 维森菲尔德表示，美国工人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意味着他们更愿意承担责任。举例来说，对制造业工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实行计件工资。在管理层面，这体现在赋予工人更多的责任，并让他们参与决策。 “在意大利，一些公司在实行这种授权政策时遭遇了困难，” 维森菲尔德教授表示。“员工们对此表示反对，公司与工会之间也闹出矛盾。” 对雇主和工作场所的不同态度，不仅存在于欧美之间。在欧洲内部，各国之间也大不相同。与其欧洲大陆邻国相比，英国在某些方面与美国的态度更接近。 例如在德国，公司高管和员工对他们的头衔和确切职责非常“较真”。猎头集团海德思哲国际咨询公司(Heidrick & Struggles)合伙人伊丽莎白·马克斯(Elisabeth Marx)表示：“他们希望有明确的职位描述。而在英国，这方面非常灵活。” 随着公司更加全球化以及全球员工流动性更强，有些差异可能开始减小。由于公司高管要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士打交道，因此他们对各个国家的不同工作习惯将更为熟悉。 “全球公司正在吸引特殊类型的员工，他们可能不具备自己国家的特色，因此你会看到公司文化压倒国家文化，” 维森菲尔德教授表示。“它们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现实，而这将渗透到全球化程度不太高的公司。” 译者/何黎

调查：富人“不再热衷攀比”

英国《金融时报》范妮莎·弗瑞德曼(Vanessa Friedman)伦敦报道

2006年6月30日 星期五

在 全球高资产净值人士的数目达到空前高位之际，赚取他们手中美元的难度却有所上升。 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近日发布报告称，奢侈品消费者的花钱方式，日益呈现出非传统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奢侈品牌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它们提供的商品，同时不断将它们的品牌推广到市场的其它领域。 美国运通负责欧洲、中东和非洲事务的地区总裁马西莫·夸拉(Massimo Quarra)表示：“消费者行为正在改变；仅仅制造出美妙的产品已经不够了。”    这是美国运通首次对其最富裕的客户群体的消费习惯进行调查。据《CapGemini/美林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CapGemini/Merrill Lynch 2006 World Wealth Report)称，截至2004年底，全球百万富翁的人数上升7.3%，达到870万，拥有的资产总额为33.3万亿美元。 夸拉表示：“商家都想做富人的生意；问题是怎样才能办到。”这项研究是由总部设在伦敦的趋势预测机构——未来实验室(Future Laboratory)，根据对时尚、餐饮、旅游和设计领域的100名高管的采访得出的。 例如，以研究食品化学成分闻名的餐馆老板赫斯顿·布卢门撒尔(Heston Blumenthal)提到，他的顾客更加关注环境和社会问题。时尚设计师乔治·阿尔马尼(Giorgio Armani)和家具设计师罗恩·阿拉德(Ron Arad)也持同样观点。建筑师尤恩·奥吉(Jun Aoki)、Ritz-Carlton首席运营官西蒙·库珀(Simon Cooper)和设计师马塞尔·万德斯(Marcel Wanders)表示，他们看到，顾客们对于个人体验的渴望不断上升。 库珀表示：“人们不再希望与他人攀比，而是希望与别人不同。” 虽然调查重点是欧洲的消费者，但夸拉表示，他相信，在两至三年时间里，同样的趋势也会出现在亚洲等新兴市场的消费者身上。 美国运通委托进行此项报告是出于内部战略目的，但夸拉表示，其结果将和与美国运通的合作公司共享。报告的许多结论，似乎都与传统奢侈品行业的现有趋势相悖。 例如，订制商品重要性的不断增强，这与高级时尚品牌向各国提供相似产品的全球拓展战略发生了抵触。 同样地，科技含量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可能会为那些坚守传统手工艺价值的公司敲响警钟。 夸拉表示：“如果企业不对这些趋势加以关注，它们就可能彻底失去消费者。”对美国运通而言，这意味着根据调查结果安排投资，创建3人小组，这样，高消费的百夫长卡(Centurion Card)用户在预定一次旅行时，能同时获得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建议。 从更广义上讲，调查报告还预测，以社会和环境主题为名的旅游将会增加，“hometels”（与豪华公寓类似的酒店）将会增多，各品牌将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因此，一位消费者可能在一家爱马仕(Hermes)餐厅用餐，随后去一家爱马仕商店购物，最后乘坐爱马仕汽车服务回家。 译者/梁鸥